今年是“9.13”事件发生55周年。现将我当时在总参“前指”通信作战值班的亲身经历，记述如下：
1971年9月中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桩震惊世人的事件。我军统帅部最敏感的神经系统，顿时笼罩在一片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
首都北京，屹立的西山林涛起伏。 9月14日早晨，料峭的秋风夹着阵阵寒意袭来。 8点钟，“前指”通信处的参谋们像往常一样，走进作战值班室隔壁宽敞的会议室里，等候由值班参谋汇报24小时以内全军通信系统的重要大事以及处理情况。
可是今天与往常不同，通信兵副主任崔伦亲自出席，神情显得格外严肃，待大家坐定后，他宣布说：“请同志们等一等，军委有一份紧急电报，机要局正在打印，文件马上就到”。从他那疲惫的眼神里，看得出他一夜没得休息。
通信参谋们个个面面相觑。大约过了10多分钟，机要员送来了《军委发电》，崔副主任接过电报，双眼左右巡视了一下，当得知大家都已经到齐后，他开始宣读电报内容：
据种种迹象表明，北方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经中央军委批准，特发布紧急战备命令如下：……
电报宣读完以后，崔伦副主任讲了几点要求：从今天开始，通信处实行双人值班，各战备要素也要加强执勤力量，进入战备状态。最后他特别强调，要密切注视“三北”边境的动向。
处领导和参谋们对如何贯彻军委命令进行了简要讨论。细心的同志发现了一个隐隐的奥秘：按照常规，这样重要的电报必须同时呈报毛主席和副主席林彪。然而这份电报呈报的首长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却没有林彪的名字。不过这种念头只在脑海里一闪就消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此提出任何异议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随后，值班人员进行交接班。当天轮到我值正班，随即进入作战值班室就位，坐在红绿灯闪烁的值班台前。值班台上两排扳键，只要红灯一亮，顺手扳动键钮，就可以跟作战指挥和通信部门直接通话。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源源汇聚而来。
大约11点半钟左右，值班台上“军4局”键钮的红灯闪亮，伴着响起急促的蜂鸣声。我拿起话机，耳机里传出通信总站国际政务载波电话站值机员的声音：
“报告：我国驻蒙古大使馆通过政务专线要外交部电话，因我站业务已长时间停用，请示是否可以转接？”
这条国际政务联络线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热络”的阶段，于北京经乌兰巴托至莫斯科之间开设的直通电话专线，是由军方保障的国际政务“热线”。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务和军方的联系与协调。
乌兰巴托是北京——莫斯科的中转站，也是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联络线。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最后导致关系破裂。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中苏双方军队剑拔弩张，这条专线的联络业务随之关闭，我方与苏、蒙两个方向的“热线”联系也遂告中断（但载波通信设备和值守人员仍在）。
因此，我方值机人员遇到临时要求启用专线联络的情况，须向总部“前指”通信作战值班室报告请示，属于正常的业务流程。
这是有关国际政务联络特别通信业务的事情，政策性很强。我马上找到负责有线载波电话业务的老参谋。这位参谋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情况，而是按常规答复道：“这条国际联络专线早已停用了。照惯例讲，人家不用，我们也相应的不能用”。随即，他将理由向来电的值机员说了一遍。
当时，我很着急。心想：我驻蒙古使馆破例使用军方保障的专线，一定有紧急情况向国内报告。正在揣揣不安之际，值班台上的红灯“啪”地又亮了，耳机里传来的声音焦急而又恳切，还是刚才那位值机员：
“报告参谋同志，我驻蒙古大使说有重大情况要亲自向外交部汇报。因蒙古电报局‘线路情况不好’，要求启用我方军用专线，请答复如何处理？”
我意识到情况的特殊紧迫性。这次我驻蒙使馆打破常规，直接通过已停用两年多的军用载波电话专线，情况一定是不同寻常。
时间，已容不得再踌躇了。我略微思索了一下，当即答复对方：
“请迅速接外交部，告知我蒙古大使馆有重要情况向外交部汇报！”随后我又补了一句：“请将处理情况回告值班室！”
瞬时间，疾掣的电流穿越蒙古沙漠、内蒙戈壁、高山长城，在数千公里线路上流淌，电话接通了我国外交部办公厅，我驻蒙古大使馆许文益大使报告了发生在蒙古国土上的一桩意外事件。
大约过了10来分钟，载波站值机员向通信值班室回报：“已经接通外交部，姬鹏飞代部长指示了一个字：‘接！’ 刚才电话已经接通了。报告任务完成！”
“ 好！”我松回通话键钮，长长吁了一口气，刚才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紧张不安的心情也稍松缓下来。可是我的脑子里仍然回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后来知道：14日当天上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大楼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经得知党的副主席林彪，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午夜零点，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的境外飞去。
周总理正急切要了解具体情况，迅即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提出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外交交涉和应对方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已经主持召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议，内容是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会议对林彪出逃后的情况作了几种分析、估计：由林彪通过外国广播等新闻媒介发表声明或讲话，或是暂不露面，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也或者是暂时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正当毛主席、周总理和外交部急需了解林彪出逃后的情况的时刻，我驻蒙古大使通过非常专线给外交部打来了特急电话。原来14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了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点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首都以东300公里的肯特省温都尔汗地区，机上共有9人全部身亡。
蒙古政府对此向中方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尽快作出正式解释。
为此我国大使急需向国内传递情况，听候国内指示。然而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称，由于信息高度保宻，须保障传输安全，许大使心急火燎，急中生智，决定打破惯例，紧急启用已经停用的军方专线电话，以解燃眉之急。
外交部办公厅秘书立即将驻蒙许大使的特急来电整理好，推开紧闭的会议室门，径直递到姬鹏飞代部长手中。姬鹏飞疾速的目光在电话记录的字里行间巡回，顷刻，他抬起头来，脸上显露出异样的笑容，用一种特殊的语调向在座的同志宣布：“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消息证实：当年曾经追随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民族解放战场上叱咤风云、南征北战，立下了卓著功勋的一代战神，没想到折戟沉沙，殒落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大沙漠之中。
刹那间会场上的气氛活跃了许多，党组决定即速将这一情况报告毛主席、周总理。于是通知主席、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
午后2点左右，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姬鹏飞代部长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的电话专线，以最快的速度将情况传回来，表示肯定和满意。
自此，中蒙政务专线电话围绕着这一非常事件，破例开启了非常电话联系：
蒙古中国大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拍摄散落的物品
9月15日下午3时，驻蒙古使馆报告：大使及随行4人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17日晚8时，大使电告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汇报了现场情况……
几小时后，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通过专线与大使通话，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告其速派人送有关材料回京。
19日凌晨1点，驻蒙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等材料回北京，并面报详情……
蒙古中国大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拍摄散落的物品
面对复杂的风云，毛主席、周总理呕心沥血，挥斥雷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
叶剑英元帅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作为我军神经中枢的通信系统，几乎在同一时间切断了林彪集团大小干将的电话联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随后被停职审查，落入法网。
很快，前指通信处和第一通信总站领导，组织抽调军委一号台话务员，从大量浩繁的话单中，清查林彪、叶群出逃之前与同党频繁联络的情况。紧接着，经叶副主席批示同意，又将“前指”一号台已复员的话务员，从河北石家庄、大城和山东济南等地调回北京，集中力量清查林彪集团成员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通信串联活动……
正值天高云淡、枫叶尽染的时节，年愈七旬的叶帅佇立西山，畅怀吟诵：
铁马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叹李陵。
10月下旬，党中央、中央军委将“九 . 一三”事件的真相昭告于天下。前指通信处及日夜执勤在一线的通信官兵们，沉浸在特别的忙碌与紧张有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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