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9年的上海，初秋的雨下得很绵密。黄浦江上的汽笛声穿透了灰蒙蒙的雨雾，沉闷地回荡在陆家嘴的玻璃幕墙之间。我站在环球金融中心的一间会议室落地窗前，看着下面如蚂蚁般移动的车流，手里端着一杯已经放温的黑咖啡。那一年我五十岁，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总。
秘书小林推开门，轻声说，陆总，越南那边的代表团到了。我点点头，转过身说了一句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后，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一行人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穿着深灰色职业套装的女士，年纪与我相仿。她的头发盘得很一丝不苟，眼角有着岁月刻下的细密皱纹，但眼神却异常沉稳。我们互相握手，寒暄。她的手有些粗糙，并不像一般养尊处优的商人。
在递交合作意向书的时候，她的左手从袖口探了出来。那一瞬间，我的目光像是被钉住了一样，死死地盯在她的手腕上。那里有一道极其狰狞的伤疤，像是被某种高温金属深深烫过，又像是被弹片狠狠撕裂过，伤疤呈暗褐色，像一条丑陋的蜈蚣，从手背一直蔓延到手腕深处。
“陆先生，您对我们的报价有什么疑问吗？”阮秋梅用带着浓重口音却还算流利的中文问道，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
我猛地回过神来，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翻江倒海。我听见自己用略微发颤的声音说，没有，阮女士的报价很公道。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几乎是机械地在进行谈判。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三十年前的画面。那片潮湿闷热的热带丛林，那股混杂着硝烟、腐叶和血腥味的空气，以及那双在雨夜里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的眼睛。
三十年了，我以为有些记忆已经被时间磨平，但仅仅是一道伤疤，就把我瞬间拉回了1979年的那个春天。
那一年，我十九岁，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名新兵。我的家乡在四川大凉山，当兵前甚至没见过真正的热带雨林。到了广西边境，还没来得及适应那种令人窒息的高温和蚂蝗，我们就接到了向前推进的命令。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想象。没有电影里那种悲壮的慢镜头，只有震耳欲聋的炮火、随时可能夺命的冷枪，以及身边战友毫无征兆的倒下。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连队在谅山外围的一个无名高地执行穿插任务时，遭遇了敌人的伏击。炮火极其猛烈，整个山头仿佛都被翻了过来。在一次剧烈的爆炸中，我被气浪掀飞，顺着长满带刺灌木的陡坡滚了下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天上正下着瓢泼大雨。
我的右腿钻心地疼，小腿肚子上被弹片豁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和着泥水往下淌。我的步枪在滚落的过程中不知道丢到了哪里，身上除了一把军用匕首和几个空弹匣，什么都没有。我试着站起来，但剧痛让我瞬间跌倒在泥水里。周围全是茂密的芭蕉林和齐人高的荒草，除了雨声，什么都听不见。
我知道，我掉队了。
在那片危机四伏的丛林里，一个受伤且失去武器的落单士兵，存活的几率几乎为零。
为了不被可能搜索过来的敌人发现，我强忍着痛楚，拖着伤腿，在泥泞中爬行。大约爬了半个多小时，我摸到了一个隐蔽在藤蔓后面的岩洞。洞不深，里面有一股难闻的霉味，但好歹能遮蔽外面的大雨。我缩在岩洞的最深处，浑身冷得发抖，伤口的血还在往外渗。
我靠在冰冷的岩壁上，伸手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包。里面包着一张照片，那是临行前，我妈和我妹妹在村口照的。照片已经有些受潮发黄了。我看着照片上母亲布满风霜的脸，眼泪终于忍不住混着雨水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阵细微的沙沙声。
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岩洞口。我屏住呼吸，死死握住那把短小的匕首，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膛。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短暂的白光照亮了洞口——一个人影站在那里。
那是一个穿着越军制服的女兵，她的衣服已经被泥水浸透，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但让我浑身血液凝固的是，她的手里端着一把AK-47冲锋枪，枪口正稳稳地指着我的胸膛。
洞里太暗，我看不清她的五官，但我能感觉到她眼神中的警惕和杀意。她显然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心想完了，这是我脑子里闪过的唯一念头。我甚至没有力气举起手里的匕首，只是绝望地靠在岩壁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家人的照片。
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对峙着，中间只隔了不到三米的距离。雨水顺着洞口的藤蔓滴答滴答地落下，每一秒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在等那一记沉闷的枪响，等子弹撕裂我胸膛的瞬间。
但是，枪声一直没有响起。
又一道闪电闪过。这一次，我借着光亮，看清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充满了恐惧、疲惫和挣扎的眼睛。她看向了我手里的照片，又看了看我因为失血过多而惨白的脸，以及那条惨不忍睹的右腿。
在那个瞬间，战争的宏大叙事、国家之间的仇恨、敌我双方的标签，似乎在那个狭小潮湿的岩洞里短暂地失效了。她看着我，也许并没有看到我是她的敌人，而只是看到了一个同样被卷入战争绞肉机、同样恐惧绝望、同样有母亲牵挂的十九岁男孩。
她端枪的手开始微微颤抖，随后她做出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举动。
她慢慢地，把枪口压了下去。
随后她快速地用左手解下了腰间的一个急救包，又摘下身上的水壶。在解水壶的时候，外面的照明弹升空了，惨白的光芒瞬间照亮了周围的一切。我清晰地看到，她的左手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深可见骨的伤口，皮肉翻卷着，正在往外渗血，看起来像是被近距离的弹片或者燃烧物伤到的。
她用那只受了伤、满是鲜血的左手，将急救包和水壶用力扔到了我的脚边。然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一头扎进了茫茫的雨夜中，再也没有回头。
那个急救包里的绷带止住了我的血，水壶里的水让我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夜晚，直到第三天凌晨，我被搜救的战友找到。我活了下来，而那个在雨夜里放过我、甚至救了我的越南女兵，成了我心底永远的秘密。
退伍后，我回到了地方，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海经商，一路摸爬滚打来到了上海。但这三十年来，那个夜晚的雨声，那个绝望中的急救包，以及那只带有恐怖伤口的左手，无数次在我的梦里出现。
“陆总？陆总？”
秘书小林的声音将我从漫长的回忆中猛地拽了回来。谈判桌上，双方已经就大部分条款达成了共识。阮秋梅正微笑着看着我，等待我的最终表态。
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签下了合同。
会议结束后，我让小林安排其他人去餐厅，单独走到阮秋梅面前，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突兀的语气说：“阮女士，不知道您是否赏光，去我办公室喝杯茶？我这里有很好的明前龙井。”
她似乎对我的单独邀请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得体地点了点头：“客随主便，谢谢陆先生。”
我的办公室在同楼层的一角，非常安静。我泡茶的时候，手一直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她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打量着墙上的几幅中国水墨画。
“阮女士的中文说得真好。”我把茶杯递给她。
“做边境贸易很多年了，为了讨生活，硬逼着自己学的。”她笑了笑，伸手接过茶杯。那个狰狞的伤疤再次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面前。
我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死死盯着那道疤。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我终于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
“阮女士，1979年的二月，你在哪里？”
阮秋梅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顿，杯里的茶水洒了几滴在桌子上。她抬起头，原本温和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带着一种本能的防备。
“陆先生问这个做什么？”她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没有退缩，迎着她的目光，缓缓说道：“1979年二月下旬，谅山外围的一个无名高地。那天下着很大的雨，半山腰有一个隐蔽的石灰岩山洞。”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我清楚地看到阮秋梅的瞳孔骤然收缩，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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