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长沙第一师范的教室里，徐特立面对一群年轻学生讲授国文和修身，毛泽东正在其中。那时的徐特立36岁，已经有多年办学和教书经历；而毛泽东20岁，刚从湖南乡间走进省城，正在寻找读书与救国之间的联系。
这段师生关系，后来常被浓缩成一句话：一个学生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个学生写出了国歌。说得更准确些，田汉是国歌歌词的主要作者，聂耳谱写了曲调；毛泽东则在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标题背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徐特立究竟教给了他们什么。
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湖南长沙县人，幼年丧母，家境清寒。父亲仍然咬牙送他进入私塾，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读书并没有让他脱离底层生活，反而使他更早看见普通百姓的困苦。
他做过农活，也当过塾师。收入不高，学生却常常交不起学费。徐特立没有把教育看成谋生手段，而是把它当作改变社会的一条路。后来创办长沙师范学校，招收的正是许多家境普通、渴望读书的青年。
他讲课不拘泥于旧章句，常把国家命运带进课堂。学生若只会背书，在他看来远远不够；读书人还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人问：“教书能救国吗？”徐特立回答：“能不能救国，要看教出的学生做什么。”
1919年，已经42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个年纪出国，在当时并不寻常。他不会法语，生活也不宽裕，只能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法国及欧洲的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单靠个人修养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社会道路。
1924年回国后，徐特立曾在国民党方面任职，但政局变化很快，他与旧式政治道路渐行渐远。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无论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还是延安时期，他始终承担教育、宣传和干部培养工作。
有意思的是，徐特立参加长征时已经57岁，是队伍中年长的干部之一。行军途中，他并没有享受特殊照顾，许多时候仍要自己携带物品、坚持赶路。对年轻战士而言，这位老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堂课。
田汉与徐特立的联系，发生在长沙师范教育环境之中。田汉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少年时期离开乡里求学，后来进入长沙的学校读书。徐特立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也鼓励他们接触新文学、新戏剧，这对田汉日后走上艺术道路有明显影响。
田汉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戏剧和文艺运动。他不是只在书斋里写作，而是把舞台当成宣传思想、唤起民众的阵地。抗战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力量的作品。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歌曲很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传播开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田汉承担的是歌词创作，歌词中的危急感和号召力，正是那个民族存亡关头的历史回声。徐特立当年在课堂上强调的责任意识，后来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田汉的作品里。
毛泽东与徐特立的师生情谊，则延续得更久。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徐特立曾给他讲授课程，也对这位勤于思考的青年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徐特立，敬重的不只是学问，更是他的朴素、严谨和敢于实践。
1947年，徐特立70岁寿辰时，解放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国民党军队逼近陕甘宁边区。边区仍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毛泽东题写“坚强的老战士”，这几个字并非客套。徐特立从晚清走来，经历教育救国、海外求学，又走上革命道路，始终没有把年龄当成停下来的理由。
徐特立也从不把自己摆在老师的高位上。他曾评价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实践能力，认为学生已经走出了比老师更远的道路。师生之间，并不是单向传授。徐特立提供了读书方法、人格尺度和现实眼光，毛泽东与田汉则分别在政治和文艺领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者田汉未必能在现场亲自领唱，授业者徐特立也已进入晚年，但从长沙课堂出发的那条教育线索，已经分别连接到开国典礼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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