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清明，贵州息烽烈士陵园，离休不久的陈宝绮站在一座新墓前，手里攥着一束花，许久没有说话。墓碑上的名字，是张露萍。40年前，她倒在息烽快活岭；40年后，他终于能够以丈夫的身份，来到她面前。
陈宝绮没有带来多少祭品，也没有安排隆重仪式。墓前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松柏。这个曾经在延安与张露萍结为夫妻的革命者，面对碑文时眼眶泛红，低声说道：“40年了，我来看你了。”
这场迟到的祭奠，背后牵连着一桩尘封多年的大案。张露萍并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者，她曾经深入国民党军统电讯系统，组织秘密支部，获取大量军事通信情报。1940年“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她和战友们一同被捕，身份也因此长期没有得到确认。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义县。她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家境并不宽裕，却坚持送女儿读书。少年时期，她在成都求学，亲眼见到军阀家庭的腐化与压迫，也逐渐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同学车崇英。通过车崇英，张露萍接触到进步书刊，也认识了车耀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都的抗日救亡活动不断发展，她参加歌咏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做宣传、组织和交通工作。
1937年11月，张露萍与一批进步青年秘密离开成都，前往延安。到达延安后，她改名黎林，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冬天，年仅17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学习无线电技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法。
1939年，张露萍与陈宝绮结婚。新婚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中央组织部很快安排她返回四川，利用熟悉的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临别时，她没有向丈夫说明全部任务，只托人送来一张便条和一包糖。
到了重庆，雷英夫负责与她联系，并为她重新设计了公开身份。一次活动中，她带领学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声音响亮，动作利落。此后，“干一场”便成了她在同志中的称呼。叶剑英在多年后听到这个名字，仍然立刻想起了她。
张露萍以兄妹关系为掩护，与张蔚林共同活动。张蔚林在军统电讯处工作，两人逐步团结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等人，在军统内部建立了秘密组织。
这支小组获得的情报十分重要，包括电台人员名单、密码、呼号、波长以及通信网络分布。有一次，他们截获军统准备派电台潜入延安的密电，情报送出后，相关人员刚进入陕甘宁边区便被捕。军统的电讯系统，确实一度被地下党员掌握在眼皮底下。
变故发生在1940年初。张蔚林值班时烧坏了收发报机真空管，受到审查后擅自逃离看守所。军统搜查住所时，发现了电台名册、密码和有关书信。随后，电讯总台多名工作人员被捕，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相继落网。
当时张露萍正在成都探亲。敌人伪造张蔚林“病重”的电报，把她骗回重庆。她刚到两路口，便被军统特务逮捕。七名地下党员由此全部暴露，震动了军统内部。
审讯中，敌人企图从张露萍身上打开缺口，但她始终没有供出组织。特务曾一度假释她，暗中派人跟踪，试图观察她与谁接头。经过周公馆时，她故意神色如常，连门口都没有多看一眼，使敌人误判了她背后的组织关系。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人被转押贵州息烽集中营。她的囚号是253，身体因长期刑讯和囚禁变得十分虚弱，却仍然照料身边的难友。她把金戒指换成药品，帮助患病的赵力耕；还给宋绮云的孩子讲故事、教识字。
1945年7月14日，看守告诉她准备释放。张露萍已经明白这是骗局，仍从容整理衣物，与难友告别。囚车行至快活岭后，特务突然开枪。她身中多枪，临死前仍拒绝低头，最终与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军统电台案”因材料残缺，长期没有结论。张露萍的母亲直到1970年去世前，还在追问女儿为何始终不归。幸存难友韩子栋等人不断提供证言，四川、贵州方面也陆续展开调查。
1983年7月，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案件经过。叶剑英回忆起“干一场”，又问起那位脸上有麻子的报务员冯传庆，并想起当年曾送给他一件皮袍。经过核查，张露萍等七人的地下党员身份和牺牲事实终于得到确认。
1984年，七位烈士遗骸安葬于息烽县烈士陵园。第二年清明，陈宝绮来到墓前。两人分别时是新婚夫妻，再见时却隔着整整40年的生死。墓碑前，他只说了一句：“40年了，我来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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