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作品，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斯诺动笔之前整整一年，已经有一个外国人把长征的故事写成了书并在英国出版。他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而是被红军扣留的一名传教士。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后来与红军将领萧克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挚友，这又是怎样一段特殊且令人难忘的故事？
传教士名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母是瑞士人，因此他也保留着瑞士国籍。
之后，他被派往贵州，在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一待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他娶了同为传教士的瑞士姑娘露茜，在贵州安了家，日子过得平静。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妻子从安顺参加完一场宗教活动返回镇远，途经黄平旧州时，与正在西征途中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六军团战士把他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留了。
这一天，恰好是他来中国整整12周年的纪念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后来坦率地说明了扣留的原因：
坦白说，红军最初的意图就是拿他当“人质”。薄复礼的妻子和其他女眷、孩子很快被释放，但他和另一名传教士海曼被留了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留，就是560天。
这张地图后来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萧克自己曾说过：
红六军团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期间，全靠这张翻译过来的地图作为军用地图，它帮助红军最终确定了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路线。
薄复礼也由此从“人质”变成了红军队伍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随红军长征的560天里，薄复礼走过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和云南五省，行程约6000英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这几乎是一个传教士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经历。
但他看到的不是舆论宣传中的红军，而是真实的红军。他目睹了红军官兵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行军打仗，一天只吃一顿饭，穿着破衣草鞋，却从来不侵占群众财物，不扰民滋事，官兵之间平等互助，没有等级森严的做派等等。更让他震撼的是红军战士的精神世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些年轻人在讨论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而是共产主义，是理想信念，一个传教士，立时就被这样的场景“雷”到了。
行军途中，薄复礼的鞋子跑丢了，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当场下令让一名战士脱下自己的鞋给他穿。宿营时，战士们把稻草铺好让他睡。
一个被扣留的外国人，在红军队伍里织起了毛衣，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1936年4月12日，在云南富民县，萧克找到薄复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当晚，萧克主持宴会为薄复礼饯行，还亲自下厨做了粉蒸肉。临走时，红军给他发了10块大洋作路费。萧克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本书出版时，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没有问世，后者是1937年10月才出版，薄复礼也因此成为首个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人，比斯诺早了整整一年。
更难得的是，薄复礼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却在书中如实记录了红军的纪律和精神，他在自序中写道：
此外，他还呼吁年轻的基督徒学习长征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穷困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一个传教士写出这样的话，放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需要不小的勇气。
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长期被当作一本宗教读物，在图书馆里沉寂了将近50年。
而薄复礼与萧克的故事，也有了一个温暖的后续。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采访，向萧克提起了当年帮他翻译地图的薄复礼。萧克非常激动，立即委托索尔兹伯里帮忙寻找这位老朋友。
同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又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薄复礼的下落。1985年初，我国外交人员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终于找到了时年87岁的他。
1993年，96岁的薄复礼在英国曼彻斯特去世。他生前没有子女，但他的名字和那段传奇经历却永远留在了中国。
薄复礼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极其罕见的视角。斯诺记录长征，依靠的是采访和观察，是“旁观者”的叙述。
薄复礼则不同，他是亲历者，是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他看到的红军不是被采访对象精心准备的面貌，而是饥饿、疲惫、伤病中依然保持纪律和信念的真实状态。
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却为红军的信仰所触动。他的记录没有溢美之词，却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正如萧克将军所说，薄复礼“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
一个被红军扣留的传教士，最终成了红军最真诚的历史见证者之一，这大概是长征路上最意想不到、也是最动人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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