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分封二十多个儿子出镇各地，以为这是守住江山最稳的办法。
他死后不到四年，儿子朱棣就从北平起兵，用三年时间打进南京，把孙子朱允炆赶下了皇位。
此后明朝两百多年，藩王叛乱五起，没一次是小打小闹。
反观清朝，把宗室全圈在北京，二百七十六年，宗室叛乱这件事，一次都没发生过。
同样是防着自家人，结果差这么多，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朱元璋设计这套分封制，出发点并不复杂。
他不信任功臣，觉得外姓人终究靠不住，所以把儿子们一个个派到边疆和要地，北边的燕王、晋王守着对抗北元的防线，南边的楚王、湘王镇着内地。
每位藩王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军队，规模从几千到几万人不等。
问题在于，这套安排的隐患从一开始就写进了设计里。
朱元璋给藩王兵权，同时又规定非诏不得进京，目的是怕他们跑来和朝臣勾结。
但这条规矩只管住了他们进京，管不住他们在地方上做什么。
燕王朱棣驻守北平将近二十年，一直在跟北元残部作战，手下的军队打出了真实的战斗力。
1398年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开始着手削藩，先后废了五位藩王。
朱棣眼看着轮到自己，1399年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这一打就是三年，最终打进了南京。
朱棣这一仗，暴露了分封制最要命的地方：人在地方上，你再多的制度约束，也拦不住他积累资本。
你不让他进京，他就在封地练兵；你削他爵位，他就直接起兵。
距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起兵，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二十天平定，朱高煦被关进铜缸活活烤死。
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在陕西起事，理由是太监刘瑾专权，十八天就被平定，本人被押送北京处死。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自称皇帝，前后招兵买马将近十年，被王阳明四十三天拿下，押送北京处死。
这几起叛乱规模、起因各不相同，有一点是一样的：藩王手里有兵、有地、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资源，只要中央稍微出现裂缝，就有人要试一试。
财政上的问题同样严重，而且是慢性耗损，比叛乱更难察觉。
朱元璋对宗室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标准，亲王每年一万石，郡王两千石，往下依次递减，但所有人都由国家财政供养，不许从事任何职业，包括农耕和经商。
朱家的生育能力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到16世纪末，宗室人口估算已经超过二十万，有学者认为到明末实际超过百万，遍布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仅山西一省就有藩王宗室近八万人，而全省每年的财政收入根本支付不起这笔俸禄，地方官只能拖欠。
整个国家的财政，有相当一部分变成了供养这群既不打仗也不纳粮的宗室成员。
清朝入关之后，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满洲人口不过百万，却要统治几亿汉人，内部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明朝藩王反复叛乱的教训摆在眼前，顺治和后来的康熙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选择：不把王爷赶出去，反过来把他们全留在北京。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宗室成员没有封地，只有爵位和俸禄，所有人必须住在北京，无旨不得出城。
清朝还设置了降级继承制度，除了十二家铁帽子王可以世袭罔替，其余宗室每传一代降一等，亲王的儿子是郡王，郡王的儿子是贝勒，贝贝到一定程度就变成普通旗人。
想要保住或者晋升爵位，要靠军功或者皇帝认可，不是靠出身自动获得。
这个设计解决了明朝制度里最根本的漏洞。
宗室没有封地，就没有独立的税收来源；没有地方驻军的指挥权，就没有武装力量；全住在北京，出行受限，一举一动在皇帝眼皮底下。
一个王爷要造反，他得先解决兵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出城之后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
清朝两百多年，这三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位宗室解决过。
道光年间，大臣梅曾亮曾经做过估算，清朝供养宗室的年度支出约为明朝的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有其历史背景，清朝宗室基数原本就比明朝小，加上降级制度使大量宗室逐步降为普通旗人，不再享受顶级俸禄，财政压力自然小得多。
但这套制度把另一个问题养大了。
王爷们被锁在北京，没有实际事务可以做，精力全用在了朝廷内部的角力上。
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激烈程度不输任何一场叛乱，只是没有动刀兵而已。
胤禩拉拢了胤禟、胤礻我、胤禵组成八爷党，渗透朝堂，干预官员任命，甚至暗中影响康熙身边的内臣。
太子胤礽两立两废，朝廷人心涣散将近二十年。
康熙最后不得不发明秘密建储制度，把储君的名字写好锁进正大光明匾后面，死后再宣布，就是为了不让儿子们知道争谁。
军事能力的退化是另一条隐线，而且来得很慢。
八旗入关之初战斗力极强，但住在北京几十年之后，靠固定的旗饷生活，缺少真实的战争历练，战斗力一代代衰减。
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依赖八旗和绿营根本无法有效镇压，最终靠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才把局面稳住。
这两支军队的将领，都是汉族地方官员，而不是宗室亲贵。
两套制度放在一起，有一个对比很直观。
明朝制度给了宗室独立的资源，结果资源变成了叛乱的本钱；清朝制度切断了资源，结果宗室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逐渐空心化。
清朝用这套办法在稳定层面赢得很彻底，但到了需要宗室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环顾四周，能用的人极少，恭亲王奕訢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主持洋务十几年，推动了总理衙门的建立，但整个宗室里，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清朝能稳两百多年，这套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站得住脚。
但如果一套制度的代价是整整一个群体在能力上彻底废掉，那么它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又压住了多少问题，值得继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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