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24日,秘鲁利马飞往普卡尔帕的航班上,17岁的朱利安·科普克和母亲坐在机舱内。圣诞节前夕,乘客们赶着回家团聚,谁也没有料到,这趟航班会在安第斯山脉上空突然失去踪影。

这架飞机属于秘鲁兰萨航空,机上共有92人。起飞后不久,飞机进入雷暴云层,窗外电光密集,雨水猛烈拍打机身。按照后来调查,闪电击中了飞机,燃油或相关部位起火,机体在高空解体,乘客和座椅一同坠向下方的亚马孙雨林。

朱利安当时正系着安全带。飞机断裂后,她连同座椅被抛出机舱,在树冠和枝叶的层层阻挡下坠落。她后来回忆,自己只记得发动机的轰鸣、强烈的气流,以及母亲坐在身边的画面。等她再次醒来,已经躺在密林地面,四周没有飞机,也没有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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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锁骨受伤,身上多处擦伤,眼睛肿胀,头部也有伤口。更糟糕的是,周围遍布残骸,空气中弥漫着燃油味。朱利安呼喊母亲,却没有得到回应。那一刻,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整架飞机唯一活下来的人。

朱利安并非完全没有野外经验。她的父母都是生物学研究者,年幼时曾带她进入森林考察。那些看似普通的经历,此时变成了救命本领。她没有在原地等待,而是寻找水源,并沿途留下记号,避免在密林中兜圈子。

她身边只有一袋糖果。没有足够食物,也没有药品,伤口却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迅速恶化。她不敢贸然食用陌生植物,只能靠糖果维持体力,靠溪水补充水分。夜晚尤其难熬,虫兽活动频繁,她几乎无法真正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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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看见地面上的遇难者遗体,附近还有鸟类啄食。这个场景令她受到巨大冲击,也让她意识到,继续停留在坠机地点,生还机会只会越来越小。她沿着溪流向下走,因为在雨林里,有水的地方更可能通向人类活动区域。

救援队当时已经展开搜索,但密林遮天蔽日,飞机残骸分散在大片区域,空中搜寻很难发现地面上的一个人。朱利安走了十多天,伤口开始感染,身体逐渐虚弱。她只能咬牙坚持,靠本能判断方向。

转机出现在一处简陋木屋。那是当地猎人临时使用的补给点,屋里没有人,却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朱利安为自己重新处理伤口,随后听见远处传来飞机声。她走出木屋,朝天空望去,但搜寻人员并没有发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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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绷多日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她倒在木屋附近。第二天,几名当地人来到这里,发现了这个满身伤痕的少女。她被送出雨林,又接受了医疗救治。医生发现,她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身体状况十分危险。

获救本该意味着团聚,可朱利安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却是母亲没能活下来。她后来曾痛苦地说:“我没有妈妈了。”面对记者追问,她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既然母亲和其他乘客都死了,自己独自活着,反而像是一种惩罚。

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她不是在平静环境中失去亲人,而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与母亲分离,又独自在雨林里挣扎。回到德国后,她经常从噩梦中惊醒,害怕雷声、飞机和突然出现的巨大声响,甚至一度不敢乘坐飞机。

父亲没有把女儿当成所谓的“奇迹人物”,而是陪她接受心理治疗。他对女儿说:“活下来不是你的错。”这句话很简单,却让朱利安慢慢明白,灾难的责任不在一个17岁女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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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治疗,她逐渐恢复生活。父母从事的研究工作,也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选择。朱利安学习生物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再次回到秘鲁,从事哺乳动物研究。曾经令她濒临死亡的雨林,后来成了她长期工作的地方。

她没有刻意抹去那段记忆,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无所畏惧的人。多年以后,她出版回忆录,记录坠机、逃生以及心理创伤。她清楚,自己无法改变母亲的结局,只能努力让幸存这件事不再只是痛苦的证明。

那场事故为何让她活下来,至今只能从多个因素解释:她系着安全带,座椅可能在坠落中保护了身体,茂密树冠也减缓了冲击。这里面有训练、有判断,也有难以重复的偶然。对朱利安而言,真正漫长的生还过程,并不是从高空坠落的那一刻结束,而是在获救之后,重新学会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