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他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两岁丧父，母亲谢氏改嫁长山朱氏。范仲淹随母入朱家，改名朱说。他少时不知身世，每日苦读，昼夜不辍。事见《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朱家兄弟奢侈浪费，范仲淹屡劝不听。有次他见兄弟挥霍，直言相谏。兄弟讥笑说：“我自用朱家钱，与尔何干。”范仲淹心生疑虑。追问母亲，始知自己本姓范。他大恸，决意自立门户，恢复范姓。
范仲淹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书院求学。他每日煮粟米粥一碗，待粥凝固后划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切咸菜数茎佐餐。如此苦读三年，未尝一日懈怠。同舍生有富家子弟，赠以美食，范仲淹谢而不食。
有人问范仲淹为何不受。他说：“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已久，若食美馔，后何以复食粥。”这份克己精神，当时已令人叹服。应天府留守之子与范仲淹同学，将此事告知其父。留守感叹：“此子他日必有大成。”
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他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任上审案极严，每有疑狱，必反复核查。有囚犯当死，范仲淹察其冤，力争于太守。太守怒，范仲淹说：“人命至重，岂可不慎。”终得平反。
天禧年间，范仲淹迁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他上书请恢复范姓，获准。改名范仲淹，字希文。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丁忧去官。在南京应天府守丧期间，留守晏殊聘他主持府学。
范仲淹在府学每日清晨升堂讲经，以身作则。诸生数百人，皆肃然听讲。他严立学规，勤于督课。有学生夜读倦怠，范仲淹亲至其舍劝勉。应天府学风大振，四方学子争来求学。范仲淹名声渐起。
天圣六年，范仲淹服除，被晏殊推荐入朝。授秘阁校理。他上疏请刘太后还政仁宗，言辞激切。晏殊大惊，责备他说：“尔欲累我乎。”范仲淹正色道：“蒙公荐举，恐负知遇，故敢直言。今日之言，正所以报公。”
刘太后震怒，贬范仲淹出朝。出京之日，同僚送行者寥寥。有人劝他谢罪，范仲淹说：“言直而获罪，何谢之有。”士大夫由此敬其风骨。他先后通判河中府、陈州，所至兴修水利，百姓德之。
明道二年，刘太后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为右司谏。不久，仁宗欲废郭皇后。范仲淹率谏官伏阁力争，请收回成命。仁宗怒，贬范仲淹知睦州。这是范仲淹第二次被贬。离京时，友人劝他以后少说话。
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传遍天下，成为读书人的座右铭。他在睦州修严子陵祠堂，作记文，称严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明为记古人，实则自明心志。文中有“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等句。
景祐元年，范仲淹调任苏州。苏州水患严重，他组织民夫疏浚五河，导水入海。又奏请朝廷拨粮赈灾。他创置义庄，买田千亩，赡养范氏宗族贫者。这个义庄制度，后来成为宋代士大夫家族的典范。
景祐三年，范仲淹入朝任礼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他执法不避权贵，内侍有犯法者，皆按律治罪。京城流传民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仁宗闻之，对范仲淹更加器重。
范仲淹见宰相吕夷简专权，用人多出私门，遂上《百官图》，指出吕夷简进退官员的私心。吕夷简大怒，反诬范仲淹结党。仁宗听信，贬范仲淹知饶州。这是第三次被贬。同僚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上疏营救，皆被贬谪。
离京时，王曾之子王素独出城相送。范仲淹笑说：“昔日在朝，众人避我如避仇。今被贬，乃有一人相送。”王素说：“范公此行，光耀更甚。”范仲淹大笑而去。此事见《宋史》本传，可见其旷达。
在饶州，范仲淹兴办学堂，亲自课士。他又上疏请减轻饶州赋税。朝廷不许，范仲淹以私俸代贫户纳赋。饶州人感激，生子多以“范”为名。他在饶州时，妻子李氏病逝，范仲淹贫不能办丧事，士民争相资助。
康定元年，西夏元昊犯边。宋军屡败。仁宗急召范仲淹入朝，授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又改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奔赴前线，面对西夏强敌，他主张持重防御，不与敌军速战。这一战略与韩琦不同。
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两人争执不下。仁宗命韩琦率军进攻好水川，结果大败，损兵万余。范仲淹在延州修筑城寨，训练士兵，派兵守住要害。西夏人称他“小范老子”，说“此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范仲淹在西北整顿军务，淘汰老弱，招募当地羌人补充。他严明赏罚，与士卒同甘苦。寒夜巡营，见士卒衣单，范仲淹解下自己的裘袍，披在哨兵身上。士卒感泣，愿效死力。此事见《五朝名臣言行录》。
范仲淹又奏请朝廷，赐西夏主元昊以岁币，换取边境安宁。他主张以守为攻，逐步削弱西夏。这个策略最终奏效。西夏见宋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逐渐停止大规模进犯。范仲淹在西北声威大震。
庆历三年，元昊请和。仁宗召范仲淹入朝，拜枢密副使。不久迁参知政事。仁宗锐意求治，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等条陈时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
仁宗采纳，颁行全国，这就是“庆历新政”。范仲淹首重吏治，他取来各路监司名册，逐一审察。见有不才者，一笔勾去。富弼在旁说：“公但知一笔勾去，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新政触犯权贵利益，反对声四起。夏竦等诬陷范仲淹结党。仁宗疑心渐起。庆历五年，范仲淹被罢参政，出知邠州。新政随之夭折。他离京时，无人敢送。范仲淹吟诗自遣：“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
范仲淹先后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他每到一处，必兴学校，赈孤贫。皇祐元年，他调任杭州。当时两浙大饥。范仲淹故意抬高米价，吸引外地粮商运米入杭。粮米一多，米价自然回落。这是他运用市场规律的智慧。
范仲淹又鼓励富户兴修土木，以工代赈。有人弹劾他“游宴兴作”，范仲淹说：“岁饥工贱，正可兴土木，以食游民。”两浙民赖以存活者无数。此事见《梦溪笔谈》，沈括称他“知权变，通物情”。
皇祐四年，范仲淹自青州调任颍州，途经徐州时病重。他自知不起，上表请罢，仁宗不许。范仲淹勉强行至徐州，病情加剧。五月二十日，卒于徐州，年六十四。临终无遗言，唯以未竟新政为恨。
范仲淹死讯传出，四方痛哭。西夏降人说：“中国失一长城矣。”羌族首领率众数百人，在边境设祭，哭之甚哀。仁宗辍朝一日，赠兵部尚书，谥文正。仁宗亲书其碑额“褒贤之碑”。欧阳修撰神道碑。
范仲淹家无余财。他生前俸禄多用于义庄、周济亲族。死后入殓，竟无新衣。家人卖马以办丧事。仁宗闻之，特赐银绢治丧。范仲淹的清贫，与他“先忧后乐”的志向完全一致。
范仲淹早年曾遇异人相面，说他将来会饿死。范仲淹笑说：“若为天下人忧，虽饿死何妨。”他终身以天下为己任，从不为个人得失计。这种精神，源自他早年“断齑画粥”的苦读岁月。
范仲淹文章，以《岳阳楼记》最为著名。庆历六年，好友滕宗谅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此时已被贬邓州，未到岳阳。他凭想象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成为千古绝唱。
《岳阳楼记》不写楼之景，专写人之志。范仲淹借洞庭湖的阴晴变化，引出古仁人之心。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正是他一生为官的真实写照。文末“微斯人，吾谁与归”，道尽孤独与坚守。
范仲淹有文集二十卷传世。他的诗风格清健，如《江上渔者》云：“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短短二十字，写出渔民疾苦。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关怀，贯穿他全部作品。
范仲淹在《唐狄梁公碑记》中称赞狄仁杰“再造唐室”。其实这也是他的自许。他希望自己也能像狄仁杰一样，在危难中扶国家于将倾。他一生三次被贬，三次复起，始终不改其志。
范仲淹建立义庄的创举，影响深远。此后数百家士大夫仿效，设立义庄赡族。范氏义庄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八百余年。这是范仲淹留给后世最实在的遗产。他深知个人清贫不可怕，家族与乡里需要制度性保障。
范仲淹对教育的重视，也开宋代风气。他在苏州、饶州、杭州等地兴学。后来又推动全国州学建设。他提出“精贡举”，试图改革科举，选拔真才。这一理想虽未完全实现，却为王安石变法中的学校改革开了先路。
范仲淹的谥号“文正”，在宋代文正公中最为后人熟知。他不仅符合“文”的要求，文章为一代之冠。更符合“正”的标准，一生刚正不阿。宋人王十朋说：“文正之名，唯范公可以当之。”这不是过誉。
范仲淹与李昉、王旦、王曾并称宋初四大文正。李昉以总纂文献显，王旦以持重守成显，王曾以直节不阿显。范仲淹则综合三者之长，又有“先忧后乐”的道德高度。他成为后世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范仲淹一生三次被贬，世人称为“三光”。他自己却说：“吾每贬愈荣。”这种以道自负的气魄，在宋代极为罕见。他从不因贬谪而消沉，每到一地，必有作为。这正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实践。
范仲淹晚年对子弟说：“吾遇事一断以诚，虽祸福未可知，而此心可对天地。”这份至诚，是他一切行为的根源。他不讲权术，不算计得失，只凭一颗赤诚之心，做了该做的事。
范仲淹死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作祭文悼念。王安石、司马光等后辈也尊他为师。苏轼虽未见过范仲淹，却终身景仰。他说：“吾不得识范希文，以为平生之憾。”范仲淹的魅力，超越了政治立场与时代隔阂。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不仅是文章名句，更是价值坐标。它告诉后世读书人，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责任。范仲淹用一生证明，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可以靠苦读与自持，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杆。
范仲淹谥文正，实至名归。他既有李昉的文化功业，有王旦的持重守成，也有王曾的刚正不阿。他更有一种超越性的道德自觉。这种自觉，让范仲淹不仅是宋代的文正公，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士大夫之一。
范仲淹去世九百余年后，人们仍在读《岳阳楼记》。那篇四百余字的文章，比任何长篇传记都更有力量。因为它凝结了一个人一生最真诚的信念。范仲淹用生命写下：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的墓地在河南伊川。墓前石碑刻“宋范文正公之墓”。千年风雨剥蚀，字迹仍清晰可辨。每年都有后人来此凭吊，背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已逝，但他的忧乐，仍在人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