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下旬，北京，萧克接到前往江西五七干校的通知时，已经62岁。临行前，他没有带多少行李，只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对一个长期在军队担任要职的人来说，这样的出发显得格外简单。
更特别的是，周总理曾指示，给萧克配一名炊事员，照料他的饮食。萧克患有心脏病，组织上的安排合情合理。可他听到后却谢绝了这份照顾，只说了一句：“到了那里，大家都劳动，我也不能例外。”
这句话并不是临时起意。此前多年，他已经经历了职务变化和持续冲击，深知个人处境可能发生转折。若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岗位，今后靠什么生活？这个问题，他在离开北京前就想明白了：总得学会劳动，学会料理自己的日子。
萧克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解放战争后，又在华北军区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军队教育和训练工作都与他有关。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后，萧克受到批评和审查，反复作检查。1959年，他离开军队，转到农垦部任副部长，后来又在黑龙江从事农垦工作。职务变了，工作领域变了，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只能发号施令的人。
1966年以后，局势发生剧烈变化。萧克一度被周总理接到宾馆保护。1967年1月，有人通知他去见群众，他没有躲避，而是让秘书通知农垦部的多个群众组织，愿意当面见面。
有人觉得这样做太冒险，毕竟当时不少干部都被安排暂避风头。萧克却认为，只有见面，才能知道对方究竟要问什么，也才能把事情说清楚。批评会后，他被挂牌游街，有人告诉他第二天还要继续。
“明天还去吗？”身边的人问。
“去，通知了就去。”萧克回答。
那段日子里，他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受到反复批评。即便如此，他仍曾参加五一庆典并登上天安门观礼。八一建军节后，他又被一些造反派关押批斗。身份和待遇反复变化，恰恰说明那时个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1969年，他被安排到江西五七干校。火车开出北京前，周总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提出让炊事员同行。萧克没有接受，并非不懂得照顾身体的重要，而是觉得自己既然去接受劳动锻炼，就不能把生活上的事情全交给别人。
到了干校，他自己做饭、砍柴、缝补衣服，慢慢摸索着过日子。过去在部队里，他处理的是训练、作战和建设等大事；在那里，最现实的问题却是柴火够不够，饭菜能不能做好，衣服破了如何缝上。
这种变化并不轻松。萧克有心脏病，年龄也不小，砍柴和劳作都需要量力而行。但他没有把“干部身份”当成特殊凭证，而是主动适应环境。不得不说，这种选择带有很强的个人判断：既然无法预知归期，就先把眼前的生活过好。
在江西期间，他还学习木工。木匠活看似普通，里面却有尺寸、榫卯和耐心。多年后回到北京，家中缺少家具，他便自己动手制作。熟悉他的人说，做出来的家具虽然谈不上精美，但结实耐用，足见当年确实下过功夫。
五七干校的经历，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生活插曲。对萧克而言，它既是政治风云中的被动转折，也是一次重新面对日常生活的过程。一个曾经指挥部队、负责军队训练的高级将领，开始研究柴米油盐和木料尺寸，身份落差极大，人的韧性也在这些细节里显露出来。
萧克在江西生活不到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后来他返回北京，调任军政大学校长，重新回到军队工作。那次归来没有改变此前经历过的曲折，却让他此前学会的自理和劳动技能，留在了往后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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