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抵达杭州后，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的干部陆续前往迎接，江华却没有出现在现场。按当时的工作惯例，地方主要负责人缺席，难免引起议论。有人认为，江华身为杭州一把手，未免太不把中央领导的到来当回事。
警卫部门随后联系江华，才知道他仍在办公室处理事务。工作人员提醒他，毛主席已经到杭州一段时间，江华这才匆忙赶往住处。两人见面时，毛主席没有训斥，反而带着几分调侃说道：“江华同志，你好大的架子，还要我来请你。”
江华连忙解释：“主席，我没有接到您来杭州的通知。”话说出口，屋内的气氛随即沉了下来。毛主席和罗瑞卿都意识到，这件事恐怕不是简单的工作疏漏。
江华并非不愿迎接，也不是有意摆谱。那段时间，他正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杭州各地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搜集社会各方面对国家根本法的意见。新中国需要一部正式宪法，怎样处理国家机构、人民权利、民族关系以及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靠几个人关起门来商量。
有意思的是，江华早年就是毛主席熟悉的干部。1928年5月，江华在井冈山与毛主席首次见面。当时的江华担任茶陵县委书记，毛主席详细询问当地工人运动、土地问题和农业生产。两人谈了很久，江华对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华后来生病住院，毛主席还专门派人看望，并安排他到井冈山的医院治疗。1928年10月，毛主席亲自到医院探望，临走时嘱咐有关人员，让江华留在井冈山工作。这些细节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在艰苦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
1938年，江华奉调前往前线。临行前，他到延安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希望他留下来工作，但也尊重组织安排，只提醒他到了前线要准备好地图和各种笔。考虑到工作环境复杂，毛主席还建议他使用“江华”这个名字。此后，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也正因为有多年交往，毛主席并没有把杭州车站的缺席简单看成怠慢。江华解释没有接到通知后，毛主席很快联想到他在东北工作时的经历。江华曾与高岗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后来又受到相关政治关系的影响。至于通知为何没有及时传达到他那里，直到1954年高岗问题暴露后，许多情况才逐渐明朗。
江华没有把这场误会当成个人委屈，而是继续投入宪法起草工作。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相关讨论常常持续到深夜。江华参与材料整理、情况调查和意见汇总，把地方实际问题带进讨论之中。宪法文本的形成，既需要政治原则，也离不开对社会状况的细致掌握。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华并不是宪法起草工作的唯一参与者，但他在浙江期间承担的调查、研究和协助工作，确实构成了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把他的贡献说成修改了数千条具体条文，并不严谨；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为中央掌握地方情况、完善相关内容提供了实际帮助。
1958年，毛主席再次到杭州，江华已经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他很快赶到毛主席住处，汇报安全保卫和接待安排。他提出，城市夜间照明不要因领导人来不来而临时改变；迎接人员由毛主席指定，没有被通知的干部不必层层陪同；其他中央领导和地方干部到杭州，也不搞过度铺张的迎送。
毛主席听后表示赞成，尤其认可减少迎送、避免特殊安排的做法。江华的考虑很直接：领导干部应把精力放到工作上，不能把迎来送往变成地方事务的中心。这种朴素的工作观，也贯穿了他后来的人生。
在特殊年代，江华曾受到冲击。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曾指出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可以信任的干部。此后，江华重新承担重要工作。1975年，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虽然此前没有专门的审判机关任职经历，但他接受了这项安排。
江华任职期间，重视案件事实和政策界限，也特别关注老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合法权益。他常告诫子女，干部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特殊待遇的，不能因为身处高位就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1953年杭州那场看似失礼的相逢，留下的并不是“架子大”的标签，而是一段关于信任、误会与责任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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