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不靠打仗、不靠殖民、不靠抢别人的资源，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体？这个问题，让西方的政客、学者甚至普通老百姓都想不通。
翻开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大国崛起几乎都跟硝烟、舰炮、殖民地绑在一起，可中国偏偏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中国自称"中央之国"，与其毗邻的印度共同构成了当时全球经济的中心。情况在1800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
在欧洲和美国，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酝酿并展开：先是科学的兴起，随后是机器、武器、火车、汽车、飞行器、炸弹、工厂和城市的相继出现。凭借这股新生的力量，这些国家开始向外扩张，把地图上大片区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靠海军到处抢殖民地，从印度弄棉花，从非洲搞奴隶贸易，从美洲运金银，这些资源直接喂饱了本土的工厂。法国、德国也差不多，19世纪在非洲和亚洲瓜分地盘，强行开矿、建铁路，把财富一船一船拉回本土。
美国则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卖武器、占市场，顺带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硝烟和掠夺，几乎就是那份"崛起模板"的关键词，工业革命并没有在中国以类似西方的方式发生。
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幅下滑。
又过了一个世纪，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中国还遭到邻国日本的侵略。曾经繁盛的"中央之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贫弱、被外来势力侵占的国度，只剩下昔日辉煌的模糊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导设计了一套新的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它以战后运转良好的西方经济制度为蓝本，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同时辅以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以及对富人和企业征收较高税负。
但归根到底，这仍然是资本主义。
战后，这种资本主义在许多国家的重建过程中显现出近乎奇迹般的效果，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从中受益。
对于战后的西方社会而言，资本主义似乎是一剂无所不能的良方。正因效果显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应当让政府从经济事务中退出，让市场自由发挥。
倡导这种"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芝加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机制能像自由企业制度那样有效地消除贫困；企业若经营失败，自己承担代价，若成功，则享有回报。
这一经济金融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企业通过股东出资获得投资，我们称这样的组织为公司；而公司唯一的存在目的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用弗里德曼本人的话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这就是企业的角色。
按照该模型，让股东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收益，最终会惠及全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的道路和当年西方那种向外扩张的路子完全不同。
没有对外战争，没有帝国式的领土征服，也没有依赖殖民地输血，而是把重心放在国内的改革开放、基础设施、制造业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上，一步一步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正是这一点，让许多习惯用旧模板去解释大国崛起的西方观察者感到困惑：他们的经验里，没有这样一份成功案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以自己的节奏融入了这套以资本主义为底色的全球经济体系。
数以亿计的人口逐渐从农村流入沿海的工厂和城市，成为世界制造业链条中最庞大也最勤劳的一环。全球化把资本、订单和技术带到中国，中国则用低成本、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回馈全世界。
就在西方消费者惊叹于货架上便宜商品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人均收入也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攀升。这场变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如果把过去几十年全球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画成一张图，会看到中间是一大片"隆起"，那里坐着的正是包括中国工人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实实在在地增长了。
往图的两端看，情况却完全不同：发达国家中下层工人几乎原地踏步，甚至由于工作被转移至海外而经历了收入下降。走到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时，图表出现急剧攀升，他们的收入在过去三十五年里几乎翻了三倍。
这清晰地呈现出这一体系下的赢家与输家：股东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全球最富有的那一小部分人。另一张图表反映的是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欧洲和美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两张图表结合在一起，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股东资本主义过于关注短期利润，忽视了经济活动对地球生态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影响。全球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趋势几乎可以确定，将对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生存条件带来巨大冲击。
这种影响已经在发生，并将继续发展，人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尽力减缓其进程。因此，观察中国崛起的故事时，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把数以亿计的人口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一面，也必须正视它在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
要审视这一版资本主义的效果，就必须审视它的全部效果，而非只关注积极的部分。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抛弃资本主义转向别的制度，而是构建一种新版本的资本主义——一种弗里德曼式思路会强烈反对，但越来越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必须采纳的模式。
这一模式不再仅以股东和短期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把与企业相关的其他群体也纳入考量，包括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整体经济与生态环境，当然也包括股东。这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它承认，只关注股东利润的企业并不能让所有人受益，其结果既不利于广大民众，也不利于气候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边缘化的理念。
美国一些大型公司，如沃尔玛、苹果、摩根大通，已经陆续表态支持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观察人士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人们会看到企业与经济互动方式出现一次显著转型。
中国崛起的故事，本质上是一段关于特定形态资本主义的故事，也说明资本主义会随着人们对其社会角色的不同期待而不断演变。
若目标只是以最高效率创造最多的财富，传统的股东模式确实表现出色；但若希望企业惠及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以及他们在这颗星球上继续生存的能力，那么资本主义所承载的目标，就不能只剩下为股东创造利润这一项。
回过头再看西方的困惑，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他们的崛起模板里写满了殖民、舰炮和世界大战，而中国走的却是另一条路，靠的是几十年不间断的和平建设与庞大人口的辛勤劳动，把最普通的制造业一点点做成了世界工厂。
当旧模板遇到新故事，读不懂是难免的，但读不懂并不等于不存在。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条路给全球带来了什么，又留下了哪些必须共同承担的代价。
收入分配的失衡、生态环境的压力，并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模式共同结出的果实。
未来的方向，不是回到硝烟和掠夺的老路，而是让这套体系学会照顾更多人，也照顾这颗星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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