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我和她搭伙3个月，我夜夜搂她睡，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

60岁的我和她搭伙3个月，我夜夜搂她睡，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

我叫陈德福，今年六十岁，退休五年了。

老伴走得早，五十八岁那年，脑溢血，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她走得太快，快得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听见。那天早上她还跟我说“晚上想吃饺子”，我说“行，我买肉”，她说“买五花肉，肥点香”。然后我就出了门，去了菜市场。回来的时候，她倒在地板上，手里还攥着围裙。

那以后，我就一个人过。儿子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两趟。女儿嫁到了邻县，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两室一厅，不大但够住。我学着自己做饭，学着自己洗衣服，学着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候对着电视说，有时候对着墙说，有时候对着阳台上的花说。花不说话，但我觉得它在听。

日子过得慢，但也能过。直到去年冬天，我摔了一跤。

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我没注意，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后仰。后脑勺磕在路沿石上，当时就晕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邻居老赵把我送来的。医生说轻微脑震荡，观察两天。老赵在床边坐着，说：“老陈，你得找个人了。一个人过日子，出了事都没人知道。”

我儿子接到电话，当天晚上赶回来了。他在病房里待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跟我说：“爸，你搬到我那儿去住吧。”我说：“不去。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街坊邻居都认识。去了你那儿，我谁都不认识。”他说：“那你找个老伴吧。”我说：“我都六十了，找什么老伴。”他说：“六十怎么了？六十就不能找了？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儿子走了之后，老赵又来了。他坐在我床边，神神秘秘地说：“老陈，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说：“你拉倒吧。”

他说：“真的。我老伴的姐妹，姓周，叫周玉芬，五十六岁。纺织厂退休的，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八。老伴走了三年了，一个人住。人勤快，干净，做饭也好。我让我老伴跟她说说，你们见见？”

我想了想。说实话，我确实怕了。怕哪天再摔一跤，没人知道。怕哪天睡着了醒不过来，没人发现。怕一个人死在家里，臭了才被人闻见。我说：“见见就见见。”

见面的地方是公园。那天天气好，太阳挺暖。我穿了一件干净的夹克，皮鞋擦了擦。老赵和他老伴陪着我去的。周玉芬已经在那儿了，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老赵的老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然后拉着老赵走了。

周玉芬个子不高，一米五出头，瘦瘦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染成黑色。脸圆圆的，皮肤白白的，眼角有细纹，但看着挺精神。她穿了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袄，下面是一条黑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干干净净的。

她看见我，站起来，笑了笑。她的牙挺白，笑起来的时候有两颗小虎牙。她说：“陈大哥，坐。”

我坐下了。我们中间隔着一个靠垫的距离。湖面上有野鸭游来游去，岸边的柳树光秃秃的，但枝条在风里晃得挺好看。

她先开口的。她说：“陈大哥，老赵媳妇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退休前在哪儿上班？”

我说：“机械厂，车间主任。退休五年了。”

她说：“我纺织厂，挡车工。退休六年了。”

我说：“你一个人住？”

她说：“一个人。闺女嫁到外省了，一年回来一趟。”

我说：“我儿子在省城，闺女在邻县。”

她说：“都一样。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日子。”

我说：“你平时干什么？”

她说：“也没啥。早上起来去公园走走，回来做饭，收拾屋子。下午跟几个姐妹打打牌，或者去老年活动中心坐坐。晚上看看电视，早点睡。”

我说：“我也差不多。早上遛弯，下午下棋，晚上看电视。”

她说：“那咱俩日子过得差不多。”

我笑了一下。她也笑了。

那天在公园坐了一个多小时，聊了不少。她说话慢慢的，不急不躁，问什么说什么，不拐弯。我喜欢这种性子。走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她说：“陈大哥，你要是不嫌弃，改天来我家吃饭。我包饺子。”我说：“行。”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她家。她住在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套两居室，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沙发罩是新换的，碎花的，干干净净。她在厨房里忙活，我坐在客厅里打量。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牡丹。电视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个男人的照片，瘦瘦的，戴着眼镜，笑得挺温和。旁边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应该是她闺女。

她端了饺子出来。猪肉白菜馅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流油。我吃了两碗，吃完了才想起来该夸两句。我说：“好吃。”她笑了，说：“好吃就常来。”

后来我真常去了。一个星期去两三次，有时候吃饺子，有时候吃面条，有时候炒几个菜。她做饭手艺好，比我强多了。我去了也不白吃，帮她洗碗，帮她拖地，帮她修水龙头。有一次她家的灯泡坏了，我踩着凳子给她换，她在下面扶着凳子，说：“你小心点。”我说：“放心，我年轻的时候爬过电线杆。”

她家阳台上有几盆花，一盆绿萝，一盆吊兰，一盆君子兰。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叶子油绿油绿的，但一直没开花。我说：“这花缺肥。”她说：“我施了肥，不开。”我说：“我拿回家养几天，我家阳台太阳好。”她想了想，说：“行。”

我把君子兰搬回了家，放在阳台上。每天浇水，晒太阳。过了半个月，花箭抽出来了，顶上鼓了一个花苞。我拍了照片发给她。她回了一个笑脸，说：“还是你会养。”

后来她说：“陈大哥，要不你搬过来住吧。你那房子租出去，多一份收入。我这房子大一点，住得开。”我想了想，说：“我回去跟儿子商量商量。”

我儿子听说我要跟人搭伙，挺高兴。他说：“爸，你自己拿主意。觉得合适就行。”我说：“还没定呢。先试试。”他说：“行。你试试。不行就回来。”

我搬过去那天是腊月。天很冷，但阳光好。我拎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周玉芬在门口等我，帮我把行李拎进去。她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靠阳台那间，阳光能照进来。床单是新换的，蓝色的，干干净净。枕头是荞麦壳的，她专门去买的，说“你颈椎不好，睡荞麦壳的好”。

我说：“你费心了。”

她说：“费什么心，又不花什么钱。”

当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一个汤。我们面对面坐着吃饭。她吃得很慢，我也吃得很慢。她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说：“你尝尝，我炖了两个小时。”我吃了，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我说：“你这手艺，开饭馆都行。”她说：“开什么饭馆，做给你吃就行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那间靠阳台的屋子里。床很软，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我听着隔壁她屋里的动静。她还没睡，偶尔翻个身，床板吱呀一声。过了一会儿，安静了。窗外的风刮着，吹得阳台上的花盆微微晃动。我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搭伙过日子，跟一个人过日子，确实不一样。

早上起来，她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帮忙。她切菜，我洗菜。她炒菜，我递盐。她煮粥，我摆碗筷。吃完饭，一起洗碗。她洗碗，我擦碗。她拖地，我擦桌子。她浇花，我剪枝。两个人干活，不累，还快。

下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公园。她跳广场舞，我下棋。跳完了舞，她过来找我，站在棋摊旁边看我下。我下赢了，她说“厉害”。我下输了，她说“再来一局”。然后我们一起回家，路上买点菜，商量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面吧”，我说“行”。她说“还是吃米饭”，我说“也行”。她说“你这人，怎么什么都说行”。我说“你说什么都行”。

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电视。她爱看电视剧，我爱看新闻。她看电视剧的时候，我陪她看，有时候看看就看进去了。我看新闻的时候，她陪我听，有时候听听就睡着了，头歪在沙发上。我把她的头扶正，给她盖上毯子。她醒了，说“我怎么睡着了”。我说“你累了”。她说“我不累”。然后又睡着了。

睡觉的时候，各睡各的屋。但有时候半夜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她的房间，听见她打呼噜。呼噜声不大，但很均匀，像一只老猫在睡觉。我站在门口听一会儿，然后回屋，继续睡。

有一天晚上，打雷。雷声很大，轰轰轰的，窗户都震得响。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屋里有动静。我敲了敲门，问：“玉芬，你醒着吗？”

她说：“醒着。打雷，睡不着。”

我说：“你怕打雷？”

她说：“有点怕。”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她说：“你进来坐会儿吧。”

我推门进去了。她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雷声还在响，一闪一闪的，把屋里照得一亮一亮的。她说：“我从小怕打雷。小时候一下雨，我就钻到我妈被窝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怕。我爸说打雷是老天爷在劈坏人，我说我不当坏人，我爸就笑。”

她笑了。雷声渐渐远了，雨声大了。哗哗哗的，像有人在屋顶上倒水。她说：“陈大哥，你回去睡吧。雨下起来了，别着凉。”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她说：“陈大哥。”我回过头。她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陪着我。”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她坐在床上，头发有点乱，脸上有枕头印。她五十六了，不好看了，但看着挺顺眼。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我说：“那我……不走了？”

她低下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被子掀开一角。

我脱了外套，躺在她旁边。床不大，两个人躺着有点挤。她的胳膊碰到我的胳膊，温温的。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她。她也翻了个身，面朝着我。黑暗中，我能看见她的轮廓。她的呼吸很轻，一下一下的，打在我的脸上。

我伸出手，放在她的腰上。她的腰细细的，隔着睡衣能摸到骨头。她没躲。她的手也放在了我的胳膊上。她的手指头凉凉的，慢慢地暖起来。

那天晚上，我搂着她睡的。她蜷在我怀里，像一只猫。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她的呼吸很平稳，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听着她的呼噜声，听着窗外的雨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我很久没有搂过一个人了。我以为我忘了怎么搂。但我的手放在她的腰上，很自然，很踏实。

第二天早上，她先醒的。她从我怀里挪出去，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我闭着眼睛装睡。她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她把被子给我掖了掖，把枕头摆正。然后她走了，门轻轻地关上。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做饭，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我躺在床上，闻着被子上她的味道，觉得这个早上特别亮。

从那以后，我们就睡在一起了。她那间屋大一点，床也大一点，我们就睡她的屋。我把我那屋收拾了一下，放了些杂物，当书房用。白天我们在客厅里各干各的，她织毛衣，我看报纸。晚上躺在一张床上，有时候聊聊天，有时候不说话，就那么躺着。我搂着她，她靠着我。她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我的手放在她的腰上。她的腰不细了，五十六的人了，腰上有点肉。但我觉得挺好，搂着踏实。

日子就这么过着。搭伙过日子，搭着搭着，就搭出了感情。我有时候想，这算什么呢？算老伴吗？没领证。算同居吗？又太正式了。算搭伙吗？搭伙搭到一张床上，就不只是搭伙了。

我想不明白。她大概也想不明白。但我们谁也没提。就这么过着。

转眼过了三个月。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公园里的花开了。她的君子兰也开了，橘红色的花瓣，一簇一簇的。她说：“你养得好。”我说：“是你养得好，我只不过搬了个地方。”她说：“那也是你养得好。”我说：“你养得好。”她说：“你养得好。”我们争了半天，都笑了。

那天晚上，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是深蓝色的，边角磨得起了毛。她坐在床边，把布包放在膝盖上，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个存折，红色的封皮，旧旧的。

她把存折递给我。我说：“干什么？”

她说：“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存折。户名是周玉芬，开户日期是十年前。第一笔存款是一万八，后来每个月都有存入，有时一千，有时两千，有时五百。最后一页的余额：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块。

我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她说：“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家当。纺织厂退休的时候给了一笔安置费，这些年攒的退休金，还有我老伴走的时候留了一点。一共这些。”

我说：“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她说：“陈大哥，我跟你说实话。我一开始跟你搭伙，是觉得你人好，老实，踏实。我一个人过了三年，太冷清了。我想找个人说话，找个人一起吃饭。但后来……”

她停了一下。

“后来我搂着你睡的时候，觉得暖和。你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踏实。我五十六了，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人搂我睡了。但你搂了我三个月。每天晚上，你把手放在我腰上，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了。”

她低下头，手指头绞着布包的带子。

“这存折，我放你那儿。你拿着。你要用就用，不用就放着。我没别的东西了。闺女嫁得远，指望不上。我要是哪天走了，这钱你拿着花。你要是哪天走了，我就把钱捐了。反正我没地方花。”

我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个存折。存折的封皮温温的，带着她手心的温度。我翻开看了看那些数字。一万八、两千、一千、五百。每一笔都不多，但攒了十年。十年，她一个人，省吃俭用，攒了这些。

我把存折合上，放在床上。然后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我打开衣柜，从最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是我老伴留下的，里面装着她的戒指、耳环，还有一本存折。我把存折拿出来，走回床边，放在周玉芬的存折旁边。

她的存折，余额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块。

我的存折，余额十七万八千九百块。

我说：“这是我的。老伴走的时候留的，还有我这些年的退休金。不多，但够花。”

她看着那本存折，没说话。

我说：“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我也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你。咱俩搭伙，搭的是人，不是钱。但你把钱给了我，我也得把钱给你。这才是搭伙。”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红了，嘴唇在抖。她说：“陈大哥……”

我说：“别哭。”

她说：“我没哭。”但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我伸出手，给她擦了擦。她的脸温温的，糙糙的，有细纹。我擦了左边，又擦了右边。她说：“你这个人……”

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了？”

她说：“你这个人，不会说话，但心里有数。”

我说：“我没数。我就是觉得，你把存折给我的时候，我就该把我的给你。”

她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她五十六了，不好看了，但笑起来挺好看。她把两本存折并排放在膝盖上，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们合在一起，用布包包好，放回柜子里。

她说：“放一块儿吧。谁用谁拿。”

我说：“行。”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搂着她，她靠着我。她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我的手放在她的腰上。她的腰上还是有点肉，搂着踏实。

她说：“陈大哥。”

我说：“嗯。”

她说：“你说咱俩算什么？”

我说：“算老伴。”

她说：“没领证的老伴？”

我说：“证不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搂着我，我搂着你。”

她说：“你这个人，平时不会说话，关键时候还挺会说的。”

我说：“我教了三十年书，不会说话怎么教？”

她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肩膀一抖一抖的，蹭着我的胸口。我搂紧了她。她没躲，往我怀里又钻了钻。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地板上，白白的一片。阳台上君子兰的花苞在月光下安安静静的，等着明天开。君子兰的花期长，能开好几天。不急。

她说：“陈大哥。”

我说：“嗯。”

她说：“明天吃饺子。”

我说：“什么馅的？”

她说：“白菜猪肉。”

我说：“好。”

她说：“你爱吃白菜猪肉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第一次来我家，吃了两碗。后来每次包饺子，你都吃两碗。我就知道了。”

我说：“你连这个都记着？”

她说：“我记性好。你说的每一句话，吃的每一顿饭，穿的每一件衣服，我都记着。你冬天怕冷，我把你的棉袄加了一层里子。你爱吃甜食，我炒菜的时候多放一勺糖。你睡觉打呼噜，我先睡着就听不见，先醒着就听着，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说：“我打呼噜？”

她说：“打。跟猪一样。”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她说：“说什么？打呼噜怎么了？你打你的，我睡我的。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停了，我还以为你怎么了，伸手摸摸你的鼻子，还有气。我就放心了。”

我搂着她，没说话。她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上，手指头轻轻地画着圈。她的手指头凉凉的，慢慢地暖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陈大哥。”

我说：“嗯。”

她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让我觉得，五十六了还能有人搂。”

我没说话。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她的头发有洗衣液的味道，淡淡的，还有一点油烟的味。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很熟悉。我闻了三个月了，闻习惯了。

我想起我老伴。我老伴走的那天早上，跟我说“晚上想吃饺子”。我说“行，我买肉”。然后我就出了门。回来的时候，她倒在地板上。我要是晚走五分钟，也许就能看见她最后一面。也许就能听见她说最后一句话。

但我没听见。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买五花肉，肥点香”。

我搂着周玉芬，搂得紧了一些。她没问我怎么了。她就是把手放在我手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温温的，糙糙的，指头上全是茧子。是干了一辈子活的手。

我说：“玉芬。”

她说：“嗯。”

我说：“你哪天想吃什么，跟我说。别等。”

她说：“行。”

我说：“我哪天想吃什么，也跟你说。”

她说：“行。”

我说：“别的不等了。”

她说：“行。”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被子上，照在我们身上。君子兰的花苞在月光下慢慢裂开了一道缝。明天早上，它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