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我自己写了六条视频的文案。分别是《现在不是K型分化，而是i型割裂》，《》，《》，《印度鼓吹中国挤压，是想玩平均主义吗？》，《印度鼓吹中国挤压，却忘了自己的伤疤》，《别急着为AI欢呼，你困难被泥石流吞没》。
除了最后一个，前几条视频的文案我都发在公众号了，但第一篇 i 型割裂被公众号以违规的名义删除了。
拍完后，小编和我聊了聊人口对房价的影响，以及828新政对房地产价格走势的影响，我随口说了几句，当时感觉表达不是完整和清晰，如果可以重新聊一次会更好。
没想到这条视频出来后，创下了我本人2023年3月发出第一条视频以来的播放纪录，突破400万了。
这个视频对话里面，我自己比较满意的部分是强调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例如阿西莫格鲁，福山等人）讨论也蛮久了，但我在读博士期间，因为专业偏向金融学，是没有深入研究过的。
大概到了2012年，我才在Timothy Besley和Torsten Persson的《繁荣的支柱》里，看到详细的论证。当然，经济学家的特点在于，可以把政治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数学化理论建模，这样讨论的范围可以界定得非常清楚。这本书极其精彩，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化框架奠基之作。
简单来说，国家能力主要包括两大支柱
财政能力（fiscal capacity）：国家从社会中稳定、高效征税的能力，建立可靠税基，而不是依靠掠夺、临时摊派。衡量指标：税收 / GDP、直接税占比、征管体系。
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建立统一法治、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在领土内稳定实施规则，约束权贵与普通人。
继续细分的话，还包括：
行政渗透能力：中央政策下沉到基层，信息收集、人口登记、社会动员；
政策实施能力：落地公共工程、灾害治理、产业政策；
汲取能力：除税收外，资源调配、信息获取；
自主性：国家官僚体系相对独立于地方精英、利益集团，不被俘获。
我看完后感觉如果可以把金融发展加入，就构成完整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学”了，可惜我个人能力不够做到，当时现在有AI助力了，没准这个方向值得尝试。
我最近才知道这本书有引进出版，但在内地还不为人所知，豆瓣上都没有评分。
如果基于这套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国家能力进行分析：
1. 财政能力
优势：拥有强大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金税系统），税基稳定，宏观资源调动能力极强；土地财政是过去几十年特殊的财政工具，支撑大规模基建与城市化。
特点：直接税比重偏低，财政结构高度依赖间接税 + 土地相关收入；央地财政关系是核心变量，中央拥有税收再分配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平衡欠发达地区。
对照 Besley-Persson：财政汲取能力很强，但财政体系仍处在持续改革过程。
中国国家能力最显著的一点：国家对疆域、人口、基层社会的信息收集与组织动员能力很强。
历史遗产：大一统治理传统；当代建立了从中央到乡镇的完整行政体系，网格化管理、人口普查、灾害应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体现高执行能力；
分层执行悖论：中央强，但是基层存在弹性执行。学界常说 “选择性执行”：政策在落地时，地方政府会根据激励、地方利益做变通。这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央地激励结构带来的执行偏差。
按照 Besley-Persson 定义：统一产权保护、稳定合同执行。
进展：市场经济法治框架持续建设，商事法律、知识产权不断完善；
短板维度：福山、阿西莫格鲁框架重点关注对政府自身权力的法治约束。在这套理论标准下，法治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强度，是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差异点。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能力重要分支（米格代尔也有相关讨论）。 优势：中央层面不容易被单一资本集团、地方精英集团俘获，可以推进长期跨周期战略（碳中和、乡村振兴、产业升级）。 约束：地方层面容易形成局部利益集团，土地、地方国企、区域产业利益，会扭曲政策落地。
5. 用福山的二分框架总结中国
- 国家职能范围：很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产业、社会治理；
- 国家能力强度：总体很强，但能力不是均匀分布，在重大工程、应急动员、资源汲取、宏观统筹方面能力极强；在部分领域精细化治理、对地方代理人的持续监督、产权预期稳定性方面存在短板。
阿西莫格鲁框架强调：强国家能力如果缺少广泛社会问责和法治制衡，长期会面临风险。他的判断偏向：短期可以依靠强国家推动高速增长，但长期增长需要配套制度变革。这也是这套理论应用到中国案例时最有争议的地方。
近期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对海外投资征税，离岸信托征税，境外保险征税，房地产新政，这是一次典型的国家财政能力升级。国家依托强大信息与行政能力，把长期停留在法律文本上的全球征税权落地；收益是税基修复与税制公平，但代价是打破过去几十年跨境财富安排的旧预期，存量资产面临较大调整冲击。
简单来说，最近这一系列新政，带来以下五大明显冲击。
第一，对存量历史资产的冲击：资产一次性重估带来巨大税负压力，这是最核心争议点：
新规中，居民将资产置入离岸信托，视同财产转让，按置入时公允价值对增值部分征收 20% 个税。很多离岸信托是多年前设立，资产已经产生巨额账面增值，一旦触发视同转让，会产生大额税款。
大量存量离岸信托、境外股权、境外保单，过去是在旧征管环境下搭建，当事人当时没有预判会产生这一纳税义务；现在规则落地，产生 “历史存量资产追溯性的税负”，容易引发流动性压力。很多资产是股权、不动产，账面增值巨大，但没有现成现金用来缴税。
高净值人群跨境资产配置成本显著上升，部分会收缩海外投资、境外保单、离岸信托需求；香港保险、离岸家族信托业务短期明显承压。
资本配置选择收缩：合规前提下的跨境多元化资产配置的税务成本上升，对有真实跨境经营、海外投资需求的企业家产生额外合规成本，不只是避税人群。
虽然国家信息能力（金税 + CRS）很强，但国家能力不是均匀分布：
估值难题：境外非上市股权、特殊资产公允价评估困难，容易产生税企争议；
执行尺度问题：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对多层架构、保护人、代持、受益人的穿透认定口径可能存在差异，带来政策不确定性；
申报成本高：纳税人需要收集全球资产凭证、境外完税证明，专业财税、法律成本显著抬升，普通高净值家庭也面临很高合规门槛。
第四，国际层面的间接冲击：跨境资产信心与双边协调
全球资本会评估中国居民的跨境资产税务规则，短期会降低部分外资 / 跨境家族对在华企业家跨境资产安排的信心；同时，跨境税收争议、境外完税凭证认定、税收协定适用，会增加国际税务协调压力。
第五，社会层面的次生效应：财富规划逻辑重构
过去几十年国内财富传承方案大量建立在 “离岸信托、境外保单可以递延税负” 的预期之上。预期被打破之后，财富传承方案需要整体重排，短期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行业面临业务重构，存在一段转型阵痛。
其实，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居民全球所得纳税的法律原则，但长期存在巨大的离岸资产征管漏洞。大量美国人通过瑞士等离岸银行、信托、境外保单隐匿海外资产，不申报资本收益。
美国在1970年和2010年也相继推出新政来加强征管，在具体实施上，利弊平衡做得比较好，值得中国借鉴。
对中国来说，政策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过渡期、豁免安排、资产估值规则、境外税收抵免细则，用来缓释短期冲击。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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