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0日夜，山西阳泉至河北石家庄的正太铁路线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一带，朱德、彭德怀、左权部署的破袭行动骤然展开。原本准备投入二十多个团，战事却迅速扩展到华北广大地区，参战部队达到一百零五个团，“百团大战”由此得名。
它留下的疑问，恰恰不在战斗规模本身，而在于这场战役究竟怎样形成。八路军此前长期依靠游击战，为什么突然发动大范围作战？中央军委是否事先批准？为何战期不断拉长？这些问题，不能只看一纸命令，还要放回当时的华北战局中观察。
1940年的华北，日军正在把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连成一张严密的网。到当年夏季，日军已修筑大量交通线，设置三千多个据点和一万多个碉堡，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切割开来。刘伯承所说的“囚笼政策”，并不是形容，而是根据地军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压力。
正太铁路连接石家庄和太原，是平汉路、同蒲路之间的重要通道。它既是日军运输线，也是封锁太行、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关键纽带。只袭击一个小据点，难以改变整体局面；要让这条交通线真正瘫痪，就必须在较大范围内同时出手。
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忽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试图通过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同时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华北八路军发动大规模破袭，既是军事行动，也是向全国表明抗战力量仍在主动出击。彭德怀曾认为，反击顽固派之后，更要用抗日战果说明八路军反摩擦并非改变抗战方向。
关于中央军委是否批准，答案需要说得准确：在行动开始前，没有发现中央军委专门签发的“批准百团大战”批示。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下达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央军委。当时八路军实行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具体作战通常由前线根据敌情决定，并非每一次较大行动都要等待中央逐项核准。
这不等于中央反对。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华北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并建议山东、华中仿照华北组织对敌进攻。9月18日和20日，延安举行集会庆祝战果，王稼祥发表讲话，毛泽东也出席了相关活动。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要求利用百团大战声势应对当时的政治压力。可见，事前没有专门批示，不能被解释成中央否定；战事展开后，中央是正式肯定并加以运用的。
有意思的是，“百团”并非总部预先设计好的完整番号。各师、各军区按照自身情况投入兵力，铁路、公路、桥梁、电线和据点相继成为目标，游击队、民兵以及大批群众也参与其中。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部门汇总战况，才发现参战部队远超原定规模。这个名称，是战场实际推出来的。
战役之所以没有几天便收束，也有现实原因。开战初期，日军在正太路沿线措手不及，娘子关一度被八路军攻占，阳泉附近的战斗也牵制了日军指挥系统。为了扩大战果，八路军总部把作战时间延长，并在9月16日部署第二阶段行动，目标包括继续破坏交通线、拔除深入根据地的据点。
但进攻越深入，日军反扑越猛烈。9月底以后，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实施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随之转入反扫荡和局部破袭。10月下旬的关家垴战斗尤其惨烈，八路军围攻冈崎大队，虽重创日军，也付出了六百余人的伤亡。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公布阶段性战绩，统计截止到12月5日，因此不少研究以12月5日作为战役结束时间；若把各地反扫荡和后续作战计算在内，则可延伸到1941年1月24日。
批评由此而来。百团大战确实存在估计不足，尤其是对日军报复规模、根据地承受能力和部分战斗代价的判断，并非没有问题。关家垴久攻不下，便是争议最集中的例子。战役后，华北根据地遭到更严厉封锁，粮食、兵员和物资压力明显加重，部分干部和指战员产生疑虑，也属可以理解的反应。
然而，批评不能被扩大成全盘否定。后来一些非议，与把游击战绝对化有关，仿佛八路军只能小股袭扰，不能进行较大规模破袭；再加上1959年以后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对一些开国将领的错误评价，百团大战一度被附加了过多政治解释。
从战役本身看，它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却打击了华北交通线，牵制了日军兵力，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它既有主动出击的必要，也有作战规模扩大后的代价；既不能神化为毫无缺点的胜利，也不能因为出现失误，便抹去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作用。ે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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