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正常上班和朋友聚会，转头回到家就突然掉眼泪，对着天花板发呆觉得喘不上气。很多人觉得这种情绪只是矫情，没当回事，可最新的数据打了很多人的脸。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2023年的研究显示，咱们国家现在有1.9亿人正和精神障碍共处，算下来差不多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
对比1990年的数据，现在患病人数已经增长了45.6%。5至19岁、30至39岁、50至59岁是疾病负担较高的三个阶段，其中30到39岁这拨人的情况最严重。上要养老人下要带小孩，职场竞争卷到没边，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堆在这个年纪。
和发烧肚子疼这类看得见的身体疾病不一样，精神障碍大多没有明显的外部体征。你身边看着正常说笑社交的同事朋友，说不定背地里正被严重的焦虑或抑郁折磨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那个早上还和你一起买早餐的人，已经被情绪问题困了很久。
这么多患者里，绝大多数从来没踏进过精神科诊室的门。咱们国家精神卫生领域长期存在很大的治疗缺口，足足九成患者没接受过正规治疗。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做过相关调查，数据比大家想的更揪心。
过去12个月内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仅9.5%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其中只有3.6%的人寻求了专业精神卫生医生的帮助，得到充分治疗的仅占0.5%。哪怕是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也仅7.1%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放到1990年的中国，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整个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大家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身边随时能找到依靠的人，社会支持网络相对完整。很少会出现一个人扛下所有压力的情况。
放到现在，咱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几亿人口从乡村迁往城市讨生活。原本熟人社的支持网络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邻里互不相识的原子化都市生活。这种生活模式给精神健康带来了不少潜在风险。
第一个就是社交媒体带来的社会比较变多了。刷朋友圈刷短，到处都是别人的光鲜生活，看多了难免会产生“我不够好”的自我否定，焦虑感甩都甩不开。这种长期的情绪内耗，本来就很容易催生精神问题。
第二个就是现在到处都在说内卷，竞争压力早就变了味。从上学时候的应试内卷，到工作后的996职场文化，再到人人闻之色变的35岁危机，绩优主义的压迫一天比一天重。没人敢停下，也没人敢说自己不行，长期绷着谁都受不了。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开始出现意义感缺失的问题。现在温饱早就不是问题了，很多人停下来就会忍不住追问自己，每天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青少年被升学压力压得疲惫，中年人为工作家庭奉献，转着转着就弄丢了自我。
现在家庭结构的碎片化也在加重这个问题。独居人口越来越多，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传统家庭能提供的支持功能被大幅削弱。原本遇到事还有家人可以依靠，现在很多人只能自己硬扛。
说白了，精神障碍可以看作是社会问题的个体化表现。过度竞争的大环境下，个体的意义感被不断削弱，精神出问题就是最直接的症状。每一个抑郁焦虑患者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被大环境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
可能是被996榨干最后一点精力的打工人，可能是被升学压力压垮的青少年，也可能是天天卷孩子结果把自己卷疯了的家长。想要帮这群人走出困境，光靠医疗层面的干预不够，更要从社会层面做出调整。得从根源上减少催生精神问题的土壤。
拿教育领域来说，得用培养思维替代现在的筛选思维。一直走筛选式教育的路，本来就会制造大范围的焦虑，因为注定多数孩子都是被筛下去的那个。不该让每个孩子从小就活在“我不够好”的自我否定里。
放到职场领域，得赶紧建立更完善的劳动保护机制。过度加班、职场PUA、假期被随意侵蚀，这些都会把人推向精神障碍的边缘。把心理健康纳入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范畴，这件事真的该尽快提上议程了。
过去三十多年，追求绩效和竞争主导了几乎所有领域，绩优主义已经渗透成了集体潜意识。但绩优主义本来就该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选择，不能一直当成全社会持续的主流价值观。现在经济已经转到看重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全社会的心理健康也该同步转型了。
居民整体的幸福感，其实就约等于社会整体的心理健康程度。这1.9亿精神障碍患者，需要的不只是增加精神医疗服务的供给，更需要整个社会发展模式变得更人性化。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活得更松弛一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守护心理健康 关注精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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