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北京中南海传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远在外地的王勋听闻后,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提出别的要求,只向北京方面发去一封电报:希望能够赶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这封电报送到李敏那里时,她很快作出答复:“快让他来!”在许多人眼中,王勋只是一个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干部,为什么李敏会如此重视?答案,要从他的另一个名字说起。
王勋原名毛泽全,是毛主席的堂弟。这个身份,他隐瞒了多年。不是有意疏远亲属,而是战争年代改名换姓,早已成为保护干部、避免暴露关系的必要办法。
1938年,毛泽全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皖南一带的兵站工作。那时他办事干练,逐渐得到组织认可。可是,名声太大也可能带来危险。政治部负责人袁国平曾提醒他,敌方已经注意到他的情况,最好改一个名字。
毛泽全接受了建议,改名王勋,随后转到苏北的新四军兵站从事后勤工作。此后,他以新名字工作、生活,原本熟悉他身世的人越来越少。就连毛主席,也一度与他失去了联系。
1950年夏天,王勋到北京参加会议。工作之余,他专程前往中南海探望堂兄。两人分别已有十二年,再次见面时,毛主席问起他的经历,王勋才把改名的缘由详细说出。
毛主席听完,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打趣道:“王字端正,改得也好嘛。”一句家常话,让多年未见的兄弟之间少了拘束。谈到家乡和亲人时,气氛却渐渐沉下来。
毛泽全向主席讲起韶山亲属,也提到杨开慧等人的情况。那些牺牲在革命道路上的亲人,始终是毛主席心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胜利来之不易,背后有太多家庭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
分别时,毛主席送给毛泽全一包糖,让他带回去给孩子们。王勋回到家中,把糖果交给妻子徐寄萍。妻子十分惊讶,便问:“你怎么会见到毛主席?”王勋这才告诉她,自己原名毛泽全,是毛主席的堂弟。
徐寄萍与他结婚多年,却从未听说这段关系。王勋没有隐瞒,只是过去的工作环境不允许他随意谈及家世。对一个长期在部队后勤岗位上工作的干部来说,少说一句,往往就是多一分安全。
1952年,王勋调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系统工作,全家迁往北京。中秋节前后,毛主席邀请他们一家到中南海团聚。王勋带着妻子、三个女儿和母亲来到菊香书屋,久别的亲人终于坐到了一张桌前。
毛主席见到王勋的母亲,主动上前搀扶。按辈分,她是毛主席的嫂子。老人拉着他的手,叫出“润之”的乳名。三个孩子围在旁边,一声声喊着“毛伯伯”,原本安静的院落顿时有了家庭聚会的热闹。
那顿饭并不铺张,几道湖南家常菜摆上桌,主食也是粗粮和蔬菜。席间,毛主席询问徐寄萍的身体,又关心孩子们在哪所学校读书。孩子们说,同学们知道她们要来见毛主席,都托她们代为问好。毛主席听后笑着回应:“也替我问候他们。”
1956年,毛主席再次邀请王勋和亲属到中南海。谈话没有停留在家事上,很快转到工作和湖南农村。毛主席询问他的学习情况,还希望他回湖南了解农业合作化中的实际问题,回来后再作汇报。
这件小事,能看出毛主席对亲属的态度:亲情并没有被摆在工作原则之上,家乡情况也不是一句问候而已,而是和群众生活、农村发展紧紧相连。王勋后来始终在后勤岗位上任劳任怨,少有外界关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王勋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即请求参加追悼会。李敏听到他的名字,也明白这位干部与父亲之间的亲缘和旧日经历,于是迅速答应让他赶来。
追悼会上,王勋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最后一面。多年积压的思念、诀别和悲痛,在那一刻一起涌出。1989年3月,毛泽全在太原病逝,李敏曾为这位堂叔送上花圈。一个改名多年的干部,最终仍以亲人的身份,留在毛家后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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