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去年冬天，我在工地上摔了腿，躺在医院里闲着没事，翻手机通讯录，翻到一个十几年没拨过的号码。号码存的是“春燕”，可我知道，这个号早就打不通了。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雪下得又密又急，跟那年冬天一模一样。我想起十九岁那年的出租屋，想起那四个隔间，想起三个姑娘。春燕、秋月、小满。她们后来全都出了事，一个接一个，像约好了似的。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会觉得自己是个不祥的人，命里带着煞，谁靠近谁倒霉。可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不是我克了她们，是那个年月，那个地方，像我们这样从泥巴地里爬出来讨生活的人，命本来就跟纸一样薄，风一吹就破，跟谁睡过一屋，没关系。

（一）

二零零六年开春，我十九岁，从老家出来，在县城西关的汽修厂当学徒。师傅姓赵，脾气暴，动不动就拿扳手敲我脑壳，可管吃管住，每月还给三百块钱。住的地方是厂子后面搭的棚子，四面漏风，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能冻掉脚趾头。干了两个月，实在扛不住，我跟师傅说想出去租房子。师傅骂骂咧咧地同意了，从工钱里扣了五十块钱，说是赔他的棚子钱。

我在城北找了间民房，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周，头发花白，爱穿大花棉袄，说话嗓门大，整条巷子都能听见。她家是老式的四合院，正房自己住，东西厢房隔成小间出租。我租了西厢靠南的那间，一个月八十块，屋里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窗户玻璃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贴着。搬进去那天，周老太领着我认门，指着东厢说：“那边住着三个姑娘，都是厂里打工的，你可别给我惹事。”我说我是来学手艺的，没那些花花肠子。周老太翻了我一眼，说：“最好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我蹲在院子里刷牙，听见东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的是个穿红色毛衣的姑娘，头发扎成马尾，脸圆圆的，眼睛大，嗓门也大，看见我就喊：“新来的？”我嘴里含着泡沫，点了点头。她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一眼，说：“我叫春燕，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你叫什么？”我说我叫李满囤。她扑哧笑了，说：“这名儿真土。”我脸一红，没接话。她又说：“你隔壁那间是秋月，超市收银的，人闷，不爱说话。再里头那间是小满，理发店洗头的，才十七，贪吃，你东西收好了，别让她看见。”说完拎着饭盒走了，脚步咚咚响，像踩着一串鼓点。

（二）

四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日子久了，难免磕碰。春燕咋咋呼呼，什么事都要管。我晾在院子里的工服，她嫌脏，顺手就丢进盆里搓了。我回来一看，衣服挂在绳上，滴着水，洗衣粉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我说不用你洗，我自己来。她说：“你洗得干净吗？领子上一层油，跟铁皮似的。”秋月从来不掺和这些事，下了班就窝在屋里看书，大多是旧杂志，封面都卷了边。有一次我路过她门口，看见她在看一本《读者》，里头夹着一张照片，是个戴眼镜的男人。她发现我在看，慌忙把书合上了。小满年纪最小，也最闹腾，经常趁我不在，溜进我屋里翻东西。有一回我回去，看见她坐在我床上吃方便面，调料包撒了一床单。我说你干什么，她说她屋里暖水瓶空了，懒得烧，就过来了。我拿她没办法，只好让她吃完，自己拿湿毛巾擦床单。

那年夏天特别热，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知了从早叫到晚，叫得人心烦。周老太在院子里搭了个凉棚，晚上四个人就坐在底下乘凉。春燕从厂里带回来几根冰棍，分给大家，自己留一根最便宜的。秋月拿把蒲扇慢慢扇，扇着扇着就停了，眼睛看着天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小满把冰棍水滴在凉席上，挨了春燕一顿骂。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她们，心里忽然觉得，这日子虽然穷，倒也不算太坏。

有一回我感冒发烧，烧到三十九度，浑身跟散了架似的。春燕下了夜班回来，看我躺在床上说胡话，二话不说就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又熬了一锅姜汤，端到我嘴边。我说谢谢，她说谢什么，邻里邻居的。秋月第二天早上给我端了碗白粥，搁在门口就走了，一句话没说。小满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两个橘子，放在我枕头上，皮都剥了一半。那几天，我躺在木板床上，看着窗外槐树的影子从东边挪到西边，听着院子里三个姑娘的动静，忽然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人了。

（三）

秋天的时候，春燕谈了个男朋友，是服装厂的机修工，姓马，瘦高个，一脸麻子，爱穿白衬衫，领子总是黄的。春燕带他回来过一次，在院子里坐着，马机修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跟我说：“兄弟，汽修没前途，改天跟我干机修吧。”我没吭声。春燕在旁边削苹果，削好了递给他，他接过去咬了一口，说酸。春燕说那我吃，就拿回来自己啃了。马机修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春燕送他到门口，回来的时候脸拉得老长。秋月从屋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小满正在晾头发，甩了甩水珠子，说：“姐，那人不行。”春燕瞪了她一眼，说：“你懂什么。”可过了不到一个月，春燕就跟马机修散了。散的那天晚上，她坐在凉棚底下哭，哭得呜呜的，像只猫叫。秋月出来，递了块毛巾，坐在旁边陪着她。小满拿了个搪瓷杯，倒了热水，搁在春燕手边。我坐在门槛上，没说话，听着她哭，忽然想起自己老家也有个姑娘，写过几封信，后来就不写了。

过了几天，春燕又恢复了咋咋呼呼的样子，好像那场恋爱压根没发生过。可我发现她偷偷把那件红毛衣拆了，重新织，织了拆，拆了织，最后也没织成什么。

（四）

入冬以后，天短了，日子也紧巴。服装厂活少，春燕有时候一连几天没班上，就窝在屋里睡觉，醒了就抽烟。我第一次知道她抽烟，是有回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她蹲在院子里，手里夹着根烟，火光一明一暗的，映着她半张脸。她看见我，把烟往身后藏，我说别藏了，看见了。她嘿嘿笑了一声，说：“别跟秋月和小满说。”我说你少抽点。她说：“心里烦。”我问烦什么，她不说，把烟屁股摁在墙上，回屋了。

秋月那阵子也怪，下了班回来就把门关得紧紧的，有时候半夜能听见她哭，声音压得很低，像蚊子哼。有一回春燕问她咋了，她说没事，感冒了。春燕不信，追着问，秋月忽然发了火，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春燕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那是她们俩第一次红脸。后来秋月跟春燕道了歉，两个人又和好了，可中间像隔了层什么，不像以前那么亲了。

小满倒是整天乐呵呵的，在理发店学会了烫头，回来拿秋月练手，把秋月的长发烫成了一头卷，秋月照着镜子，哭笑不得，最后拿剪子剪短了。小满又追着春燕要给她烫，春燕说敢动我头发我就把你扔出去。小满就来缠我，说哥你头发长了，烫个卷呗。我说我剃光头也不烫。她就撅着嘴，拿梳子敲我脑壳，跟赵师傅一个德行。

那年腊月，小满出事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下着雪，地上积了薄薄一层，院子里的水缸结了冰。小满晚上下班没回来，春燕等到半夜，坐不住了，去理发店找，店早关了门。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的人来了，说小满在城东的桥底下被发现了，冻了一夜，人倒是没死，可脑子冻坏了，认不清人，只会傻笑。春燕当场就瘫在地上，秋月扶着她，脸白得像纸。我跟着去了医院，小满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看见我就笑，笑得流口水。我喊她，她不应，只管笑。医生说，受刺激加上冻伤，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春燕在医院守了三天，没合眼，第四天晕倒了，送进急诊，查出来贫血，加上胃病，也得住院。秋月一个人两头跑，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不到一个星期，瘦了一圈。我下了工就去医院，帮着跑腿买饭。有一回我在走廊里看见秋月蹲在墙角，肩膀一耸一耸的，我走过去，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满囤，你说我们这是图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在她旁边蹲下来，两个人就那么蹲着，听着走廊里护士推车的轱辘声，来来回回。

（五）

小满后来被她家里人接走了，她爹来了，一个黑瘦的汉子，看见小满那样子，蹲在地上抱着头，一句话没说。走的那天，他背着小满上的车，小满趴在他背上，还在笑，笑得人心慌。春燕出院以后，整个人变了，不咋呼了，也不抽烟了，下了班就回屋，门关得紧紧的。秋月也不看书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发呆。

那年过年，谁也没回家。三十晚上，周老太端了一盆饺子过来，说：“都别闷着了，过年呢。”四个人围着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一人端碗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声音开得老大。春燕吃了两个就放下了，说胃不舒服。秋月吃了半碗，也搁了筷子。我勉强把一碗吃完，抬头看见她们俩都看着我，我说咋了。春燕说：“满囤，你年后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啊，不回来去哪儿。她说：“那就好。”

可年后我就没回去。我爹在老家给我找了个活，说镇上开了个新汽修厂，让我回去干，离家近。我收拾东西那天，春燕和秋月都出来送我。春燕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件毛衣，灰色的，织得歪歪扭扭的。她说：“头一回织，别嫌丑。”秋月递了本书，是那本《读者》，她说：“拿着路上看。”我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可她们都笑了笑，没接话。

我走的时候，雪又下起来了。周老太站在门口，还是那件大花棉袄，冲我摆手。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院子，老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上面落了一层雪。东厢的门关着，窗户上贴的窗花褪了色，还粘在那儿。

（六）

回老家以后，我换了手机号，跟春燕她们断了联系。有时候想起来，会翻翻那本《读者》，里面夹着的那张照片还在，戴眼镜的男人，背景是某个公园，日期写着二零零三年。我不知道那是谁，秋月没说，我也没问。

过了两年，我结了婚，媳妇是隔壁村的，叫巧云，人踏实，话不多。我们开了个小修理铺，日子慢慢好起来。零九年秋天，我去县城进货，顺道拐到城北那条巷子看看。巷子还在，可四合院拆了，盖了栋三层小楼。我站在楼下，看见一楼开了个杂货店，门口坐着个老太太，不是周老太。我问她，原来住这儿的那个老太太呢？她说搬走了，跟儿子去南方了。我又问，以前这儿住的几个姑娘呢？她看了我一眼，说：“姑娘？不知道，我来的时候这就空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栋小楼，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回去的路上，我拐到城东那座桥，桥还在，桥底下修了护栏，漆成绿色。我趴在护栏上，看着河水流，水浑浑的，看不见底。我想起小满，想起她趴在床头剥橘子的样子，想起春燕的红毛衣，想起秋月递粥时低着的头。她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有些事，不是我想忘就能忘的。

（七）

真正知道她们的消息，是二零一三年。那年我开了第二家修理铺，手头宽裕了，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有一回拉货去省城，在路边小饭馆吃饭，碰见一个女的，看着眼熟。她也看我，看了半天，忽然说：“你是李满囤？”我说是。她说：“我是春燕的工友，以前去你们院子找过她。”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姓刘，胖乎乎的，爱吃瓜子。她坐下来，跟我说了春燕的事。春燕零八年嫁了人，嫁到隔壁县，男人是跑大车的。零九年怀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没救过来，孩子倒是保住了，是个闺女。我听完，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半天没捡起来。

我又问她秋月。她说秋月更早，零七年就嫁了，嫁的是超市的同事，男的追了她好几年。婚后生了个儿子，本来挺好的，可后来男的染上赌，把房子都输了，秋月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娘家嫌她丢人，不给好脸色。再后来，秋月精神就出了毛病，说是抑郁症，整天不出门，有一回抱着孩子上了楼顶，被人拽下来了。现在孩子归男方，秋月住进了精神病院，好几年了。

小满的消息，是我托人打听的。一四年，我通过一个在民政局上班的远房亲戚，查到了小满的档案。她零七年被接回去以后，在老家待了几年，后来她爹没了，她妈带着她改嫁，嫁到外省，再后来就没了记录。亲戚说，多半是没了，那种情况，活不长的。

（八）

知道这些以后，我有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夜里睡不着，坐在院子里抽烟，巧云问我咋了，我说没事，想些旧事。她说你那些旧事，别想了，人各有命。我知道她说得对，可就是放不下。我总觉得，如果那年我没走，如果我一直留在县城，她们会不会不一样。可我又知道，我在不在，其实都一样。春燕嫁人，秋月嫁人，小满回老家，这些都是她们自己的路，我不过是个同住过一年的人，能改变什么呢。

一五年清明，我去了春燕的婆家，在隔壁县一个村子里。她男人不在，出去跑车了。她闺女在院子里玩，五六岁，扎着两个小辫，眼睛圆圆的，像春燕。我蹲下来，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小雨。我从兜里掏了把糖给她，她接过去，剥了一颗塞嘴里。我站起来，看见堂屋墙上挂着春燕的照片，黑白的，还是那件红毛衣，头发扎着马尾，笑得眼睛眯成缝。她婆婆出来，问我是谁，我说是春燕以前在县城的朋友。她哦了一声，说：“春燕命苦。”我说是。我站了一会儿，把身上带的钱掏出来，搁在桌上，就走了。她婆婆追出来，我说给孩子的，别推。

秋月的精神病院我也去了，在省城边上，一栋灰楼，窗户上都装了铁栏杆。我托了人，进去看了她一次。她坐在活动室里，头发剪短了，人胖了些，眼神直直的，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着购物广告，她盯着屏幕，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清。护工说，她谁都不认得了，就知道吃和睡。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十来分钟，她始终没转过头来。走的时候，我在楼下花坛边坐了一会儿，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想起那年她递给我的那碗白粥，搁在门口，一句话没说。

（九）

去年我摔了腿，躺在医院里，把这些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我想起十九岁那年，四个人围着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吃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外面下着雪。我想起春燕织的那件灰毛衣，我一直没穿，压在箱底，这回翻出来，试了试，袖子短了一截，可还是暖和的。我想起秋月那本《读者》，里面的照片还在，戴眼镜的男人，笑得挺温和。我想起小满，想起她趴在我床上吃方便面的样子，想起她拿梳子敲我脑壳的动静。

我知道，她们后来全都出了事，跟我没关系，跟那间出租屋没关系，跟那个冬天没关系。是命，是那个年月，是我们这些从泥巴地里爬出来的人，本来就经不起什么风浪。可我又觉得，有关系。那些日子，那些一起吃的饭，一起熬的夜，一起哭过笑过的时刻，是真的。那些东西，刻在骨头里，抹不掉。

出院那天，我拄着拐杖，让巧云开车带我去了一趟城北。那栋小楼还在，一楼换成了快递驿站，门口堆满了纸箱子。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姑娘从驿站出来，扎着马尾，穿着红毛衣，跟春燕当年一模一样。我愣了一下，再一看，不是她。姑娘骑上电动车走了，红毛衣在风里鼓起来，像一团火。

我回到车上，巧云问我咋了。我说没事，想起几个老朋友。她说：“你那些老朋友，回头约出来吃个饭呗。”我说：“约不出来了。”她没再问，发动了车。窗外的街景往后倒退，楼房、树、行人，一晃就过去了。我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看见那间四合院，看见老槐树，看见凉棚底下坐着的四个年轻人，一个在笑，一个在削苹果，一个在扇蒲扇，还有一个，坐在门槛上，看着她们，觉得日子还长着呢。

可日子不长。一晃，十九岁就没了，一晃，她们就全没了。只剩下我，坐在这辆车里，听着轮子碾过路面的声音，一遍一遍地想，那年冬天，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到底落了多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