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底，朝鲜战场大雪覆盖。志愿军总部面对的，不只是敌我兵力较量，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战场上的指挥失误，究竟该由谁承担。抗美援朝期间，确有5名师级干部被撤职，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既有贻误战机者，也有因上级命令反复而陷入困局者。
这几次调整，并非简单的“临阵换将”。在当时的作战体系中，师级干部掌握着几千人的行动方向，一次迟疑、一次误判，都可能让部队失去战机。撤职既是追责，也是为了尽快恢复部队的指挥秩序。
第一次战役后，42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承担了重要任务。124师原本作为预备队，后来因125师、126师行动受阻，被军部临时要求向舍人场方向急进，截断美军退路。
部队经过长途奔袭抵达大同江东岸时，距离目标已经不远。师长苏克之主张立即渡江，占领有利地形；政委季铁中却认为，单凭一个师难以完成阻击，应等125师靠拢后再行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部队因此错过了关键时机。
苏克之后来命令部队先派加强营渡江，但美军溃兵已经开始沿江撤退，124师未能及时形成完整阻击线。战后，季铁中被撤职，调回国内任东北军区政治文化干校校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说明这次撤职并未直接影响其授衔等级。
有意思的是，124师并没有因为政委离任而陷入混乱，后续作战仍保持了较强战斗力。由此可见，撤换个人与部队战斗力下降，并不是一回事，关键还在于基层骨干和指挥系统能否迅速衔接。
长津湖战役期间，东线的情况更加复杂。第九兵团原计划由20军、27军担负主要突击，26军作为预备力量。由于兵团部署和部队到达时间存在落差，26军后来被紧急投入战场，其中包括88师。
88师接到进攻下碣隅里的任务后，因大雪、道路不熟和敌机轰炸，行动明显迟缓。部队没有按要求及时进入战场，抵达时战局已经发生变化，美军开始组织突围。师长吴大林、政委龚杰随后被撤职，处理意见中带有“畏战怯战”的批评。
需要说明的是，88师官兵并非没有作战意志。面对美军坦克和密集火力，许多部队以轻武器、爆破筒阻击，伤亡极重。指挥层的迟误，与基层官兵的英勇，不能混为一谈。吴大林、龚杰后来都被授予大校军衔，这次处分同样没有让他们失去授衔资格。
第五次战役中，63军所属部队曾一度打出漂亮的穿插。187师在雪马里围歼英军部队，188师迅速向纵深推进，189师却在关键行动上出现了迟疑。
189师政委蔡长元主张立即渡江，配合兄弟部队扩大成果，师长许诚却在是否继续前进的问题上反复权衡。部队渡江后，又因等待军部命令而停止推进，随后遭到美军空袭，伤亡迅速增加，还影响了后续部队通行。
彭德怀得知情况后，决定撤去许诚的师长职务，由蔡长元接任。这个调整很快见效，189师在铁原一带重新恢复了战斗状态。许诚虽然受到处分，却没有因此退出部队，后来继续参加朝鲜战场作战，1955年获授大校，1964年晋升少将，曾任63军副军长等职务。
5名干部中，影响军衔最明显的是60军180师师长郑其贵。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180师遭遇重创，问题却并非由一个环节造成。
当时撤退命令多次变化，友邻部队先行撤离，180师侧翼出现空隙；兵团又要求其暂缓北撤，掩护伤员转移。电台一度中断，军、兵团之间无法及时沟通。郑其贵多次请示，但部队最终仍被留在了危险地带。
5月24日，180师在北汉江以南一带陷入包围态势。次日，部队奉命向马坪里方向转移，途中命令又发生变化，要求继续坚守加德山。撤与守反复交错，给部队突围造成极大困难。
郑其贵在突围中也存在处置失当的问题，战后被停职审查，后调任第三兵团管理处处长，职务由正师级降为正团级。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成为5人中唯一明显受到军衔影响者。
后来，180师由李钟玄接任师长，部队在夏季反击战和金城反击战中逐步恢复。至于被撤职的5名干部，季铁中、吴大林、龚杰、许诚均获大校军衔，郑其贵则为上校。战场处分并不等于政治生命终结，但具体失误造成的后果，确实会在授衔和任职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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