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中环的“野生舞团”|中环|舞团|舞蹈|视听盛宴|音乐

晚七点，金钟天桥。热浪裹着湿气，霓虹忽明忽灭。行人脚步匆匆。香港是金钱浇筑的城市，这里室内常年开着冷气，地铁站几乎都联通着窗明几净的商场，豪车张扬的引擎声不时响彻整个街道。

这里有“读财经杂志的行政人员，手袋里藏着城中丽人故事的女白领，胁下夹着电脑资料的年轻人和走路读着日本漫画的青少年。”诗人西西写道：“把模拟的橙子、鳄梨和苹果从高楼坠下”，必定会击中他们，但“即使是千万个水果从高楼掷下/没有一个会击中读诗的人”。

《When Sunday Comes》身体剧场

不知道水果是否会击中她们。周日的中环街道属于外籍家政女佣，这是香港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纸皮箱作为地毯，可乐，薯片，塑料打包盒里有她们自己做的家乡菜，这是她们聚会与派对的现场，肆意唱歌、尽情跳舞、或者与亲友开一整天视频电话。

饭菜的香气有时会飘进室内，冷气在频繁的进出时也会延伸到外面，但不通的语言，不同的肤色和更加迥异的文化风俗造成无形的墙，隔绝了这个城市的两个世界。

上：Hong Kong Shanghai Bank(1994) , Andreas Gusky（局部）

下：周日的香港街道

在内地长大的导演、编舞黄雪沂和龚子曰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外来者”。她们好奇着那些在周日跳舞的人的生活。一个周日傍晚，四周是深蓝色的，她们突然在天桥听到了一阵节奏强烈的音乐。六个菲律宾裔的女性，面前是三脚架支起的一部旧手机，她们正对着屏幕练习舞步，汗水浸透了后背。她们注意到两个驻足的拘谨女孩，向她们伸出了手。

没有共同语言。普通话、粤语、英语、他加禄语——舞蹈会替所有语言回答。

这十一位舞者的名字

这次偶然的相遇是一颗种子。此后，她们不断见面，六个周日，六次跳舞与排练，一部由两位中国内地编舞与11位菲律宾女性共同创作的，名为《When Sunday Comes》的身体剧场，就此在这个夏天野蛮生长。

黄雪沂和龚子曰称呼她们为“姐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沿用这个称呼了。在六个星期日的相处里，它逐渐成为她们之间亲密的称谓。

《When Sunday Comes》身体剧场

自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本地女性换上职业装踏入写字楼。而硬币的反面，是数十万菲律宾和印尼女性漂洋过海，几十年来，她们承担着极其繁重且琐碎的居家家政工作。

在周一到周六的漫长时光里，她们往往居住在雇主家中没有窗户的储物间，或是厨房角落里一张狭窄的折叠床上；时间被切碎成做饭、接送孩子、遛狗、熨烫衬衫的无数个片段。她们是维系这座高效城市运转的隐形齿轮，但在香港的主流叙事里，她们的面目模糊，被统称为“Helper”。

根据2019年的数据，香港大约有40万名外佣服务着不同家庭，其中约21万人来自菲律宾。只有周日一天是她们的法定休息日。

人类学家Nicole Constable在《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香港的训唤女佣》）》中借用福柯的概念，将这个周日的空间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a）”—一个在真实社会中被划分出来的、具有颠覆性与反叛性的特殊空间。她们用身体，夺回了对公共空间的短暂使用权。

《We Are Like Air》, Xyza Cruz Bacani

NOWNESS：你们创作《When Sunday Comes》的契机是什么？

黄雪沂：我们住在金钟的天桥附近，每次经过，我们都会留意到这帮人群，她们经常会唱歌跳舞，聚在一起吃饭开直播。我们就会有点好奇，我们有跟她们聊天，发现她们非常喜欢跳舞，我们又恰好是舞蹈专业的，就想着一起交流一下，就从一开始的一个Workshop演变到了现在。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她们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爱与连接。

初遇的那一天，黄雪沂和龚子曰被姐姐们拉去一起跳舞

NOWNESS：作为非专业舞者，姐姐们排练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龚子曰：我们一周只有在周日可以排练，我们都是在室外排练。出乎意料的是，姐姐们很有感受力，很专注，从来不会抱怨炎热的天气，一天的排练下来有时候我们俩都累得不行，她们依旧充满活力。我们引导她们一起玩，去感受风，去听风的瞬间

她们常常在室外排练

这个夏天末尾的一个周日，身体剧场《When Sunday Comes》在香港艺穗演出。它通过细腻的舞蹈动作，将这群女性被主流社会隐去的面目，重新地拼凑完整。

演出开幕，顶光打下。十一名女性围成圈，重复着洗衣服、捶背、擦地的动作，嘴里倒数：“6，5，4，3，2，1。”黄雪沂和龚子曰分享道，这不仅是舞蹈节拍，更在隐喻着她们的生活。从周一到周六，她们忍耐雇主的挑剔、身体的酸痛、思乡的煎熬，倒数着等待唯一的第七天。

《When Sunday Comes》现场剧照

那天也是Emma的生日，灯光骤亮。暖光起，Emma高喊：“Let's party！”其余十人瞬间聚拢，爆发出欢呼。她们头上戴着防止头发散乱的头巾，耳朵上，挂着夸张、闪亮、极具个人风格的大耳环。头巾是劳动的沉重枷锁，而大耳环则是她们对爱美天性的捍卫。

正如政治学家James C. Scott 在《Weapons of the Weak（弱者的武器）》中所言，极具张力的视觉冲突是一种属于底层的“日常抵抗”。做家务不再是压迫，而是被她们解构、重组为展示肌肉控制力的舞蹈。

将家务的动作编入舞蹈之中

随后，舞台化作T台、野餐垫、天桥直播间。选美冠军、生活达人、意见领袖——她们的生活碎片以蒙太奇的方式涌来。观众不再居高临下凝视一个模糊的劳工群体，而是被邀请进来，直视这些闪光的瞬间。

NOWNESS：作品中将做家务的动作直接编排成了舞蹈，这种由“劳作”到“艺术”的转换是如何构思的？

黄雪沂：作品中包含了两次群舞，第一次是她们穿着做粗活的衣服，舞蹈动作也是包含着肌肉记忆的劳作动作，擦地板、吸尘、折叠堆积如山的衣服。第二次是她们穿着自己的漂亮衣服，舞蹈动作是用了菲律宾舞蹈《Itik-Itik》中的动作元素。歌曲中有不同国家的语言都在说着“我爱你”这三个字。

姐姐们跟我们分享，在菲律宾，无论是婚礼、生日，还是葬礼等重大的时刻，她们都会跳舞。像是婚礼时刻，她们会拿着现金贴在新人身上，代表一种祝福。我们还带她们练习了中国的扇子舞，还有孔雀舞，这与菲律宾的鸭子舞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她们排练的视频记录

NOWNESS：为什么想要在舞蹈中重现那些生活碎片？

龚子曰：我们想要展示她们充满生命力、最真实的一面：她们极其爱美、会在节日里穿得比任何人都闪耀。在舞台上直播，是把文化叙事的主动权彻彻底底地交还给她们。她们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这个环节，她们才是审美的定义者，而台下的观众只是被邀请来观看她们的生活碎片的客人。

姐姐们也教她们跳菲律宾传统舞蹈《Itik-Itik》——"Itik"在他加禄语里意为"小鸭子"，整支舞模仿小鸭子的姿态。

如果这个身体剧场的前半部分的狂欢是释放，那么作品的后半段，则深入了生死、别离，流动与乡愁。当整个舞台陷入寂静的幽暗，空间的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玻璃鱼缸。

舞者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水的透明玻璃瓶，排着队，轮流走向鱼缸。她们慢慢倾斜瓶身，只倒出不到三分之一的水。

《When Sunday Comes》现场剧照

与此同时，投影仪将她们在香港的生活日常、与远方家人的视频通话视频，影影绰绰地投射在后方的巨大幕布上。倒完水后，姐姐们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纷纷半跪在鱼缸前，将长满茧的手轻轻覆盖在水面上，久久地、温柔地抚摸着荡漾的波纹。

放入缸中的水，交汇成了这11名女性在香港相依为命的情感共同体。

《When Sunday Comes》现场剧照

家政工作是一种极度消耗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当她们把耐心、微笑和母爱给予了雇主的孩子，却只能通过冰冷的手机屏幕，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几千公里外的马尼拉慢慢长大。水，是回忆，是跨国迁徙中无法扎根的漂泊。

今年70岁的姐姐Sol是这个“舞团”的负责人，她组织着每一次活动。她在香港度过近四十年，青春全部留在雇主的厨房和维港的霓虹下。如今面临退休，她不知归处。

《We Are Like Air》, Xyza Cruz Bacani

她在舞台中演讲：“我们中有那么多人。我们每周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是自由的！我们跨越海洋而来，来自不同的岛屿、城市和家庭。每个周日，我们相聚，去祈祷，去学习，去欢笑，去创造新的回忆。但周一总会到来，我们便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里。”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夏天，我们在这里大笑、哭泣，我们歌唱，也跳舞！”

这是她们“无比开心的、用尽全力的”夏天

NOWNESS：为什么会选择用Sol的“迷茫与退休”作为后半段的情感顶点？

黄雪沂：我们在创作之初，借鉴了杨德昌电影《一一》中关于“生命轮回”的底层结构——以Emma的生日（生）狂欢开始，以Sol的退休告别结束。这不只是一群菲佣的故事，更是所有在异乡打拼了一辈子、最终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的现代人的终极命题。通过Sol的追问，这部作品超越了劳工题材，触及了人类生命流转、离散与归宿的普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