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一处红军驻地，23岁的李先念正忙着准备部队转移。就在出发前，一位走了几十里山路的小脚妇女赶到营地。她衣着朴素，脚上沾满泥土，正是李先念的母亲。
这次见面，本应是母子之间难得的团聚，却因为战事紧张，留下了李先念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当时，李先念担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不久。红四方面军即将转移到外线作战，部队上下都在清点物资、安排行军，干部更不能有丝毫松懈。年轻的李先念把纪律看得很重，生怕自己的家人来部队，会让战士产生议论。
母亲刚见到他，李先念的脸色便沉了下来。他对母亲说，部队马上要行动，战场上随时可能遇到敌人，这时候家属来到驻地，容易给部队造成影响。
话说得急，语气也重。
母亲不懂部队纪律，更不懂什么外线作战。她只是听说儿子的部队要走，担心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便一路赶来，只想亲眼看看儿子是否平安。
面对儿子的责备，她没有争辩，只是站在一旁，低声叮嘱：“天冷了，出门多穿一件，得空给家里捎个信。”
这几句话，和天下母亲的叮咛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在枪声不断的年代，普通人能够留给亲人的，往往只有几句反复说过的话。
母亲看见李先念的衣服有破口，便取出针线，坐在一旁替他缝补。李先念却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担心其他同志看见，也担心耽误部队准备，便催促母亲早点回去。
“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不能在这里久留。”
母亲听了，只好放下衣服，匆匆收拾东西。临走时，她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李先念察觉到母亲眼中的担忧，便补了一句，说部队不会走太远，很快就会回来。
这句话，或许是安慰母亲，也或许是安慰自己。
母亲离开后不久，开拔命令传来。李先念随部队走在队伍前方，山路崎岖，行军匆忙。走了片刻，他忽然听见身上有轻微的碰撞声，伸手摸向衣袋，才发现里面多了两块银元。
银元并非部队发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留下的。那是母亲缝衣服时，悄悄塞进衣袋里的。
两块银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对于一个贫苦农家来说，往往是多年省吃俭用才能攒下来的积蓄。母亲没有把钱交到儿子手里，可能是不愿让他推辞，也可能只是想在临别时，给远行的儿子留一点傍身之物。
李先念握着银元，才意识到母亲已经走远。刚才那些急躁的话，一句句重新回到耳边。年轻时重纪律、重责任，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感情，只是当时的他把眼前的军务看得太重，没想到这一别竟会如此漫长。
红军后来转移到川陕地区，战事接连不断，部队行动范围越来越大。李先念没有再回到鄂豫皖老家，也没有机会补上那次匆忙分别留下的缺口。
据家人后来告知，母亲在分别约两年后因病去世。临终前，她仍惦记着小儿子，盼着他有一天能够回来。可是，战争阻断了道路，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她最终没能等到儿子回家。
李先念的母亲出身普通，早年生活十分艰苦。她先后经历过家庭变故，后来承担起抚养一大家人的责任。家中子女多，日子又穷，她长期靠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歇下。
在李先念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瘦弱而忙碌。她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没有享受过多少清闲日子。即使生病，也不敢轻易躺下，因为一旦停下劳作，家里人的吃饭便成了问题。
她没有给小儿子留下什么贵重物品，只有勤劳、节俭和忍耐这些朴素的家训。她常告诉孩子，穷人想把日子过下去，不能怕吃苦，更不能只想着依靠别人。
这些话听起来平常，却伴随李先念走过了艰苦岁月。后来身处复杂环境，他仍以办事扎实、生活俭朴著称。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却用一生的劳作，让孩子明白了责任究竟是什么。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80岁的李先念病重卧床。晚年谈及母亲时，他仍把1932年那次见面记得十分清楚。那两块银元、那件没有缝完的衣服，以及自己当时说过的重话，始终没有从记忆中消失。
他对身边人说，自己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年不该对母亲发脾气。几十年过去，母亲早已不在，而那句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道歉，也只能留在他的晚年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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