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到1941年，是延安最难的两年。
日军疯狂扫荡，国民党停发军饷、封锁边区，连一尺布、一颗药都运不进来。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时候“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延安被掐住了脖子。出路在哪里？
答案藏在一片白茫茫的盐滩里。
盐，比金子还值钱
从延安往西北走，有定边和盐池两个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交界。那地方不长庄稼，但地上有二十多处盐湖，底下埋着取之不尽的盐。
抗战爆发后，沿海盐区沦陷，海盐断了，淮盐、潞盐也运不过来。陕甘宁晋豫几个省的军民吃盐，全靠边区接济。盐一下子从厨房调料变成了硬通货——谁手里有盐，谁就能换东西。
边区很大一部分老百姓靠盐换外面的货，军队和机关工作人员也靠盐来维持生活。毛泽东在1942年的一份报告里说得非常直白：“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37年，盐税收入占边区工商税收入的百分之百。到1945年，这个比例仍然接近四成。边区盐业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第一财政”——说白了，那就是延安真正的钱袋子。
战士们光着脚，拿脸盆打盐
盐湖里的盐不会自己跳上岸。要出盐，得先干一件苦到极点的活——打盐。
1941年秋，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两千多名指战员奉命开进盐池县花马池。这些打过硬仗的战士，在盐湖里遇上了另一种硬仗。
打盐的流程是这样的：把盐湖水引进盐田，靠太阳晒、高温蒸发，盐结晶了再用工具刮成堆，最后挑出去晾干。听着不难，干起来要命。没有捞耙，战士们就用手捞；没有推车，就用脸盆端、子弹箱扛。鞋子泡在盐水里几天就烂了，大家干脆光脚上阵。盐茬又硬又尖，扎进脚底板，盐水一泡，疼得钻心，但没人喊停。
为了就近干活，战士们在旁边的古长城上挖了一百七十五孔土窑洞，割草当床，垒土做灶。那首《打盐歌》就是在这时候唱出来的：“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生产支前线，参加打盐队！”
从1938年到1943年，从盐池运出去的食盐大约有十二点五亿公斤。这些盐不仅供边区二百六十多万军民吃，还被运到西安等地换回棉布、医药、钢铁、纸张。边区自己产不了的东西，靠这一粒粒白花花的盐换了回来。
运盐，是一条拿命换的路
盐打出来了，但堆在盐池换不来东西，得运出去卖。延安到盐池，七百里路，山路崎岖，全靠骡马驮、人肩挑。
那时候边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运输力量主要靠畜力和人力。一匹骡子一趟能驮两百四十斤盐，走上七八天才能到延安。路上有土匪、有特务，还经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
但这些困难没挡住人。盐运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条活路。定边县有的区，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抽空去运盐，其中两成干脆从种地转成了专业运盐户。延安县的马科峪村，全村一年运回近一百驮盐，光这一项收入就有五十万元。
运盐还出了英雄。延安南区合作社的运输队长张仁，八个月跑了十二趟盐池，从延安到盐池往返六百里，创造了赚五十万元的纪录。这个穷苦出身的汉子，十六岁就开始赶驴驮盐，革命前干了四年连利钱都没赚到。参加合作社之后，他的运输队从四千七百元起家，到1943年已经发展到九十多万元的规模。
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
盐产出来了，怎么卖也是一门学问。
一开始是自由买卖，谁都能去盐池拉盐往外卖。结果自己人跟自己人抢生意，价格被压得一塌糊涂，白白让外面的人占了便宜。1942年，边区政府下决心整顿，成立盐业公司，实行“对外专卖”——边区外面卖盐，由盐业公司统一来，不许各家各户自己乱卖。
但边区内部，老百姓买盐卖盐还是自由的，政府不插手。这个“内自由、外统一”的办法，既不让老百姓吃亏，又把盐价的控制权攥在了自己手里。
更重要的是，边区政府定了一条规矩：运盐赚的钱，九成归老百姓，一成归政府。老百姓有积极性，政府也有了稳定收入。到1943年底，边区参加运盐的牲口从一年前的两百多头猛增到六万多头。
一片白盐滩，撑起一个家
回过头来看，延安时期共产党能挺过最难的岁月，靠的不只是南泥湾开荒种地，更是这一片白茫茫的盐滩。南泥湾解决的是吃饭问题，盐解决的是花钱问题——有了盐，就有了外汇，就能换回布匹药品钢铁，就能让银行稳住物价，让机关正常运转。
一担盐从盐湖里打出来，靠战士光脚踩、老百姓赶骡子驮、运输队风餐露宿送到各地，再换回边区活下去的物资。这条从盐湖到延安的盐马古道，弯弯曲曲七百里，每一步都踩在泥里、踩在石头里、踩在命上。
毛泽东当年看着三边的盐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刻在了那里：定边盐池是陕甘宁重要经济中心。
一片盐滩，撑起了整个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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