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的一天，延安青年食堂门外，毛泽东刚下汽车，正陪同他向前走的金城，忽然看见左前方冲出一个手持木棍的壮汉。对方边骂边奔来，目标十分明确，直扑毛泽东而去。
这不是普通的争执。木棍被高高举起，距离又在迅速缩短。毛泽东身后的警卫人员尚未赶到近前，金城已经从右后侧跨到主席左前方，用身体挡住了来人的路线。
那一刻，金城没有时间判断对方究竟是谁，也没有等待命令。他瞪住暴徒，护着毛泽东向食堂内退去。或许是突然出现的阻挡让对方迟疑了片刻，原本紧迫的冲撞因此出现了空隙。
毛泽东进入食堂后，金城立即回头查看。那个壮汉仍在门外叫骂，手里的木棍尚未被夺下，几名警卫人员却一时没有采取行动。金城急了，直接喊道：“快把他捉起来！”
警卫人员这才一拥而上，将木棍夺下，把人控制住。金城确认危险解除，才返回毛泽东身边报告：“主席，好险，暴徒已经抓起来了。”
毛泽东只是从容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好。”随后，宴请参观团的安排并未被打乱。等客人到来时，毛泽东照常出席，谈话、设宴都按原计划进行，仿佛门外那场突然的骚乱从未发生。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在于金城挡在了毛泽东身前，也在于当时延安的接待工作远非端茶倒水那么简单。来延安的客人身份复杂，有地方士绅、工商界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人员。他们带着疑问而来，观察政权运行，也观察共产党人的作风。
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后，边区的政治建设受到各界关注。有人拥护，有人观望，还有人心存疑虑。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必须用实际情况回答外界的疑问。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经常亲自接见来访者，交际处承担的便是沟通内外、联络各方的具体工作。
金城正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受到锻炼的。1937年从抗日军政大学和党校学习结束后，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任职，后来担任交际处处长。接待宾客、安排联络、处理突发情况，都需要政治判断和临场能力，稍有疏忽，便可能影响边区形象。
毛泽东对这项工作要求很细。金城第一次到凤凰山住所汇报时，毛泽东正在吃饭。两人谈完工作，毛泽东问起他的家乡诸暨位于浙江何处。金城一时紧张，答成了“浙南”，毛泽东随即提醒，浙江通常以钱塘江分浙东、浙西，诸暨应属浙东。
看似闲谈，实际体现了毛泽东对干部情况和工作细节的留意。几天后，在一次关于接待工作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提醒金城，对外来宾客要讲民主、讲礼貌，内部同志间的玩笑，不能随意带到接待场合，否则容易引起误解。
这番要求，后来成了金城抓交际处工作的准则。他对工作人员管得严，尤其重视纪律和分寸。曾有国民党联络人员故意把钱和金戒指遗落在地上，试图试探甚至拉拢工作人员，结果物品被如数交还，情况也及时上报。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不只在会议上听汇报，还常到交际处实地查看。他会询问客人的伙食、报纸数量和住宿情况，也会注意院内外一条不起眼的山路。一次，他发现工作人员把山路修成了直上直下的样式，便提醒金城，老人和客人走起来可能不方便，最好改成“之”字形。
金城听到意见后，第二天便带人重新修路。交际处接待的是人，细节自然也要为人考虑。对政治工作而言，这种周到并非小事，它直接关系到客人对边区的感受。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金城还亲眼见到毛泽东如何要求自己的孩子。起初，毛岸英曾住在交际处，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毛泽东得知后没有默许，后来让他到吴家枣园参加劳动。毛岸英背着一袋小米来告别时说，只有了解农民和农村，才谈得上理解中国革命。
这些经历，让金城看到的并不是书面上的要求，而是工作中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宴请不能因意外中断，接待不能失去原则，生活安排不能搞特殊，修一条路也要想到不同客人的处境。
青年食堂那次袭击发生后，保安部门审讯得知，行凶者实际是精神失常人员。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以后外出时的警戒也有所加强。至于金城，他没有把那次挺身而出当作值得夸耀的功劳，仍旧回到交际处，处理接待、联络和管理等日常事务。
从1937年到1947年，金城在延安交际系统工作了十年。1948年以后，他又先后在中央统战部担任交际处处长、人事处长、副秘书长、副部长等职。罗青长称他是“无名英雄”，这四个字，恰好对应了金城一生中那些少有人知、却必须有人承担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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