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每逢阴雨连绵的季节，我的右臂骨缝里便会钻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酸痛。医生说，这是属于九十岁老人的风湿，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磨损。

但我心里无比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风湿。这是一种诅咒，是八十多年前那个滴水成冰的南京冬夜，深深烙印在我的肌肉、骨骼、乃至灵魂深处的印记。那条曾经沾染过无尽鲜血的手臂，本就不该在余生中得到片刻的安宁。

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入伍前，这双手最熟悉的动作是挥舞锄头，是抚摸春天刚发芽的桑叶，是替母亲端起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1937年，一纸鲜红的征召令将我塞进了开往异国的运兵船。

长官们用沙哑的嗓音在甲板上宣读着大日本帝国的荣耀，告诉我们去对岸是为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秩序。那时的我，脑子里装满了狂热的幻想，以为自己是去建功立业的英雄。

一路向西的行军，是疲惫、饥饿与死亡交织的泥潭。随着战线的拉长，后勤补给断绝，军纪开始荡然无存。长官的命令从最初的“就地征收”变成了“自行解决”，而这四个字，就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起初，看到老兵们抢夺村民的粮食、随意开枪杀人时，我的手还会发抖，夜里还会做噩梦。但在那种极度压抑、集体疯狂的氛围里，人类的良知脆弱得不堪一击。你不杀人，你就是异类；你不抢掠，你就会饿死。

渐渐地，我们在军服的包裹下，褪去了人的外壳，蜕变成了一群被本能和暴戾支配的野兽。

十二月中旬，我们攻入了南京城。那是一个充斥着浓烟、焦糊味和无尽废墟的城市。我们没有遭遇预想中激烈的巷战，映入眼帘的，是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和无数惊恐万状的平民。

我以为占据了南京以后战争就结束了，但在长官们的眼中，这座城市里的人口成了某种必须被迅速“清理”的负担。没有明文的指令，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默契——杀戮，不受任何限制的杀戮。整个中队的人眼睛都是红的，那种红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长时间缺乏睡眠和极度的神经亢奋。

我们的中队被调派到了长江边的一个叫下关的地方，江风夹杂着刺骨的冰冷，像刀子一样呼啸着掠过滩涂。长官指着黑压压一片的人群——他们中有脱下军装的士兵，但更多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老人、妇女，甚至是还没长高的孩子。

长官拔出军刀，声音在冷风中像金属划过玻璃般刺耳：“为了节省弹药，今晚全凭刺刀和军刀解决。这是对你们武士胆量的考验，也是帝国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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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像被圈养的羊群一样发出绝望的哀鸣，我握着那把配发的军刀，双手因为恐惧和寒冷而微微颤抖。但当第一个老兵大吼着冲进人群，像砍伐芦苇一样挥下刀刃时，某种集体的催眠瞬间吞噬了我。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机械地举起刀，狠狠地劈了下去。

刀刃砍入人体的感觉，和砍在木头上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带着粘稠阻力的钝挫感。骨头断裂的闷响顺着刀柄传导到我的手腕、小臂，一直震荡到肩膀。滚烫的液体喷溅在我的脸上，带着令人窒息的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