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外国记者问起毛泽东时，丁玲没有大段铺陈，只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毛主席是伟大的……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浓缩了她与毛泽东相识相交近半个世纪的复杂经历。
丁玲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是从一场正式谈话开始的，而是从她抵达陕北保安时逐渐形成。1936年11月，她结束被国民党关押的生活，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宣部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出席。
席间，毛泽东了解她在狱中的遭遇，也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丁玲回答得很干脆：“当红军。”这三个字，既是表态，也是她对人生道路的一次重新选择。
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当时红军正处在复杂局势之中，既需要作战人员，也需要能够深入部队、记录现实的作家。丁玲很快随前方总政治部奔赴陇东一带，真正走进了红军的行列。
临行前，毛泽东亲笔写下《临江仙》相赠，其中“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句子，后来广为流传。它并非单纯的文学赠答，也包含着对丁玲身份转变的肯定：她不再只是坐在书斋里的作家，而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到了延安，丁玲常去向毛泽东请教文学问题。毛泽东谈李白，也谈宋词；丁玲旧学根基自认不深，很多时候便安静听讲。谈得更多的，还是文学应该写什么、为谁而写，以及作家怎样同普通人的生活建立真正联系。
刚到延安时，丁玲的生活圈子和创作视野仍带有旧知识分子的习惯。毛泽东曾批评她有“名士派”作风。话说得直接，却没有把她排除在外，反而是希望她改变。丁玲接受了这一意见，开始主动接触基层，观察农民、战士和地方干部的日常生活。
这种变化并不轻松。作家到了乡村，并不等于马上就能写出真实作品。要听得懂百姓的话，弄清土地关系和家庭纠纷，还要理解群众在战争与生产中的选择，单靠书本远远不够。丁玲后来创作《田保霖》，正是在这种转变中完成的。
毛泽东看到作品后给予肯定，还曾对胡乔木等人说，丁玲是好同志，只是缺少基层锻炼，如果能当几年县委书记，会更有收获。这种评价里有赞许，也有明确要求。丁玲没有把表扬当作终点，后来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与她参加土改、深入农村的经历密切相关。
1946年夏至秋，丁玲先后参加多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工作。她接触到的不只是会议材料，而是农民如何分地、怎样清算旧账，以及不同家庭之间交织的矛盾。正因为有这些具体生活作底子，小说中的人物才没有停留在口号层面。
1947年，小说主体已基本完成。丁玲赴西柏坡前后，毛泽东曾与她交谈，询问土改情况和写作进度，并表示愿意看原稿。她在西柏坡住了9天，先后与毛泽东见面数次。代表团离开后，胡乔木发来电报，告知审阅者认可作品，修改后可以出版。
这封电报让丁玲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原本还担心作品能否顺利问世，毛泽东的关注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审阅，使这部长篇最终获得了出版机会。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丁玲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并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承担了大量文艺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参与《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她不只是写作者，也成为新中国文学组织和建设中的实际参与者。
1951年夏天，丁玲在颐和园附近写作时，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前来看望。北京七月天气炎热，毛泽东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两人坐下吃西瓜、谈写作，场面没有过多礼节，却让丁玲感到熟悉而亲切。
多年以后，记者追问她怎样评价毛泽东，丁玲没有回避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没有把私人感受说成全部答案。她只说：“毛主席是伟大的……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对于经历过赞扬、批评、鼓励和工作托付的丁玲而言，这句话，正是她亲身接触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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