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通行证存根，后来成了牵出吴石的关键。可当年，朱枫原本有机会不留下它。

1949年末，台湾岛内风声日紧。朱枫已完成情报搜集，必须尽快离台。交通员刘青石替她想了两个办法：一个借助吴石，办军用特别通行证，搭军机去舟山；另一个借助大海，从花莲搭民间走私船，悄悄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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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有军方身份遮护，行程似乎更稳，却会进入官方档案。证件、签批、存根环环相扣，一旦出事，查下去就是一条线。后者没有登记，不留纸迹，像暗夜里的潮水，来去无痕；可海上风险极高，船主成分复杂，随时可能翻船或变卦。

刘青石更倾向渔船。他常年跑交通，知道“不留痕”在隐蔽战线意味着什么。他劝朱枫，军方证件隐患太大，一旦暴露，顺藤摸瓜，线的尽头很可能站着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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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却另有顾虑。她身上带着重要情报，若走民间船只，万一船家失信、海上遭险，情报可能永远沉入海底。使命太重，她不敢把绝密材料交给不可控的渔船。权衡之后，她选了军用通行证。

到舟山后，她很快落入敌手。特务翻出通行证存根，顺线追查，吴石暴露，惨案发生。

多年后，刘青石接受采访，语气沉重。他叹息，若当年走的是渔船，悲剧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这不是责怪朱枫，而是亲历者回望历史时，对那条未能走通的路的痛惜。孤岛上的人没有上帝视角，他们只能在使命与生死之间，做出当时以为最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