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至11月，上海战场炮火连天，17路军战士于德元守在沪江大学一带。关于他的年龄，现有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较多记载称其当时年仅17岁。那时的于德元还不是后来人口中的“刀神”，只是一个背着大刀、随部队冲进战火的普通士兵。
他手里的刀并不轻。
西北军官兵装备有限，步枪子弹不能敞开使用，机枪和手榴弹更是紧缺。相比之下，一把四公斤左右的大刀，反倒成了许多士兵随身携带的主要近战武器。于德元练过“破锋八刀”，这套刀法讲究快速贴身、避开锋芒，动作不花哨，真正用于战场时，靠的是胆量、速度和距离判断。
大刀不是神兵。
在枪炮占优势的日军面前，近身搏斗往往意味着极大风险。可一旦弹药耗尽，阵地被压缩，战士们能依靠的，就只剩刺刀、手榴弹和手里的冷兵器。淞沪会战最残酷的地方，恰恰在于中国军队明知装备处于劣势，仍不得不在密集炮火中守住阵地。
于德元所在部队向沪江大学附近推进时，日军依托沙袋、铁丝网和建筑物组织防御。战士们冲过沟渠，试图从侧后方逼近日军。障碍物挡住了道路，也挡住了视线，稍有迟疑，便可能暴露在机枪火力下。
“冲过去，别停！”
于德元带着几名战士越过沟渠，逼近日军据守区域。近距离交锋中，他手中的大刀连续劈出，迫使对手后退。中国士兵借着这股劲头冲入阵地，但还没有来得及清点人员，炮弹便砸向教学楼一带。
炮击来得异常准确。
日军舰炮虽然威力巨大，但隔着一定距离进行射击，仍需要有人提供具体方位。于德元发现，炮火似乎总能落在难民和守军聚集的区域，便怀疑附近有人暗中向日军传递坐标。
教学楼里挤满了难民，哭喊声、脚步声和爆炸声混在一起。于德元带人逐一查看，注意到一名女子。她与周围惊慌失措的人群相比，显得过分镇定，身边还放着一个小箱子。
细节往往比表情更能说明问题。
于德元询问她是不是本地人，对方的口音与上海当地居民不符。面对盘问，女子神色开始变化。战士要求打开箱子，她迟迟不肯配合，直到几把大刀逼近，才不得不掀开箱盖。
里面藏着电台。
根据流传下来的战地记载，这名女子被认为是为日军传递情报的内奸。她突然掏枪，企图反抗，却被于德元抢先制止。那一刀，不只是一次近身搏杀，也切断了日军继续校准炮火的重要渠道。
紧接着，日军再次发起冲击。
于德元在交战中头部受伤，鲜血顺着额角流下，视线一度模糊。有人劝他退到后方，他却简单包扎后重新回到阵地。战斗越打越紧，左腿和颈部也相继中弹，人员、弹药和粮食却都没有得到补充。
“还能动，就不能退。”
这句话未必是完整的原话，却符合当时阵地上的处境。守军不是没有恐惧，而是退路已经被炮火和敌军封死。手榴弹打光后，步枪也逐渐失去作用，日军判断中国士兵已经接近极限，便试图靠人数压上来完成冲击。
他们低估了于德元。
身负多处伤势的他握紧大刀，在狭窄地形中迎击靠近的日军。大刀挥动并不意味着无差别乱砍，真正有效的动作必须抓住对手进入攻击距离的瞬间。按照相关记载，于德元在这场白刃战中连续击杀13名日军，迫使对方不敢再轻易近身。
战友们因此称他“刀神”。
这个称呼不是说他刀枪不入，而是说在弹尽援绝、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他仍能保持近战能力。对于同一阵地上的士兵而言，这种表现具有很强的鼓舞作用。日军随后更多依靠炮火和远射压制，守军则在完成坚守任务后撤离。
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告终。战场上的胜负，不能只用一场白刃战来衡量；但在武器、火力和后勤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于德元的经历，确实让“大刀队”留下了鲜明印记。
抗战岁月里，他还参加过太行山地区作战以及忻口战役等战斗。多次冲锋使他付出沉重代价，左腿伤势最终造成终身残疾。战后，他没有把这些经历反复挂在嘴边，关于他的许多细节，也是在战友回忆和民间叙述中逐渐流传开来。
那把大刀，后来不知所终。留在文字里的，是一个年轻士兵在上海战场上的选择：子弹没有了，炮火压过来了，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仍然站在阵地边缘，等着下一批敌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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