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张新闻截图：
深圳中学的师资名单，像一记闷锤砸在心上。
博士教师100余人，清华北大毕业的150余人，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名校毕业的100余人。这不是大学某个学院的配置，这是一所中学。
中西部有多少大学能达到这种师资实力？这个问题问出来，本身就带着荒诞。
更荒诞的是，这股风正在往中西部吹。安徽蒙城县给C9联盟高校毕业生开50万安家费，甘肃宁县给博士25万住房补贴。一座县城，一个编制，就能把名校博士生从北上广深吸引过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很多人说，这是教育之幸，说明教师职业有吸引力了。
我不这么看。
教育是个复杂的系统，不是谁都能指手画脚的。没有站过讲台的人轻言教育真相，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但今天我想说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这些走进中学的清北剑桥博士们——他们挤进中学讲台之前，每一个都在勇闯编制场。
这话说得有点像是站在岸上嘲笑水里的挣扎者。理性上，我理解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我们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也不例外。每一次“上岸”，都是一颗精于计算的心在自保。
但我还是忍不住伤感。
一代才子们最该去开疆拓土的头脑，却集体选择把创新思维埋葬在编制里。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背后，是以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沦陷为代价。
这岂不是改革和创新的时代沉重挽歌？
一个清华博士去教中学，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当这个选择成为顶级学府毕业生的集体倾向，当“编制”成为最聪明大脑的终极归宿，我们就不得不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答案或许很简单：我们离一个正派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什么是正派社会？就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体面生活、不必为了安全感而放弃抱负的社会。就是一个失败者不会被羞辱、成功者不必依附权力的社会。就是一个创新者可以安心开疆拓土、不必担心一朝失败就跌入深渊的社会。
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所以最聪明的大脑们选择了最安全的路。编制意味着稳定，意味着不会被轻易抛弃，意味着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抓住一点确定性。这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
但理性的集体选择，未必是好的社会结果。
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追求“上岸”，而不是去“下海”；都在寻求“编制”的保护，而不是去市场的风浪中搏击；都在计算如何自保，而不是思考如何开创——这个社会的活力从哪里来？创新的动力从哪里来？
我不是在指责这些选择进入中学的清北博士们。他们只是在一个不够正派的社会里，做了最理性的选择。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个社会为什么让这样的选择成为最优解。
深圳中学的师资名单，蒙城县的安家费，宁县的住房补贴——这些都是表象。表象之下，是一个社会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求，是一个时代对确定性的疯狂追逐。
当最该去开疆拓土的头脑集体选择把创新思维埋葬在编制里，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可能性，更是一个时代的可能性。
这才是真正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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