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年，邺城宫城之内，高洋接受东魏孝静帝禅让，北齐正式建立。这个新王朝手里握着的，并不是一副烂牌：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物产丰厚，黄河下游人口密集，盐铁、农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
更重要的是，北齐继承了东魏的军政基础。六镇军人南下后形成的军事集团，仍然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北齐向北可以抵御契丹、库莫奚，向南能够压迫梁朝，西面则与关中的西魏、北周长期对峙。
有意思的是，北齐并非一开始就显出败相。高洋即位初期，确实做过不少有成效的事。他整顿吏治，压制地方豪强，亲自处理军国事务。552年，北齐军队南进淮南，控制了长江以北部分地区，国势一度达到高峰。
当时的北周却远没有这么宽裕。它立足关中，人口和财富都不如河北、山东，朝廷内部还长期受宇文护牵制。可北周在压力下不断整顿制度，北齐却在富庶环境中逐渐失去约束。差距，往往就是这样拉开的。
高洋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能力，而在于能力没有变成制度。战争胜利、国库充盈之后，他的性情迅速转向放纵。《北齐书》记载他后期“肆行淫暴”，大兴土木，任意赏赐，宫廷宴饮甚至通宵达旦。
据史书记载，高洋曾穿着奇装异服在街市游走，携带弓刀，随意进入大臣府邸。他还频繁修建宫室，使“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国力经不起这样的消耗，哪怕家底再厚，也会被一点点掏空。
高洋晚年酗酒失控，朝廷上下却缺少真正的纠正力量。有人私下劝说：“陛下，国事不可尽付酒席。”高洋并未因此收敛。皇帝的个人荒唐，开始从宫廷习惯变成国家风气。
高洋死后，北齐皇位接连更替。高殷即位不久便被废，高演在位时间很短，高湛继承帝位。问题也随之变化：皇帝不只是自己享乐，还开始依赖身边的亲信，把国家权力交给私人圈子。
高湛尤其宠信和士开。和士开原本以善于握槊得到皇帝欢心，后来却进入中枢，参与政务。高湛曾说“一日快活敌千年”，这句话未必能概括他的全部政治行为，却清楚反映出一种危险心态：把个人享受置于国家治理之上。
高湛在位时，宗室、大将和官僚屡遭清洗，朝廷能够承担责任的人越来越少。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他强占李祖娥等宫闱事件，史书虽有记载，但细节经过后世转述，难免夹杂渲染。可以确定的是，北齐宫廷伦理失序，皇权私欲已经明显压过制度和礼法。
到了高纬时期，局面更加失控。皇帝身边聚集了大量以取宠为能事的人，宦官、宫女、伶人以及各类近幸都可能获得封赏。史书称“齐末之嬖倖也，盖书契以降未之有焉”，说的正是权力授予标准的崩坏。
陆令萱便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长期掌握后宫事务，并通过皇太后胡氏、皇帝高纬等关系干预朝政。朝廷不再依靠公开的官僚秩序，而是依靠谁离皇帝更近。这样的政治生态，必然让忠言越来越少，投机者越来越多。
北齐的奢侈也达到了荒诞程度。宫殿不合心意便拆毁重建，贵族衣物价值惊人，御马、猎犬甚至斗鸡都能得到特殊待遇。宠物尚且有人供养，边地将士和普通百姓的疾苦却无人过问，朝廷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由此越来越大。
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率军攻齐。此时的北齐并非没有兵马，也不是没有险要城池，但君臣离心、政令混乱，无法形成有效抵抗。高纬先后禅位于高恒，随后又仓促南逃，北齐很快覆亡。
北齐只存在了二十八年。它并不是败在开局，也不是败在土地和人口，更不是败在缺少名将。兰陵王高长恭等人曾经奋战疆场，可军人的勇武填补不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一个拥有富庶资源的王朝，若把权力变成享乐工具，败亡往往比崛起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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