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年底，邓小平在河南了解工作时，谈话间忽然问起了常香玉。那时的常香玉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豫剧演员，也是河南豫剧院的重要负责人。按理说，这样一位为国家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入党应当不是一件难事，可她的申请却迟迟没有结果。
河南方面汇报了她的工作和表现，也说明了组织审查中遇到的困难。常香玉本人没有问题，真正让审查停顿下来的，是她丈夫陈宪章的历史经历。
邓小平听完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如果河南解决不了，我来当介绍人，交给中央解决。”这句话并不是简单表态，更像是把话说到了关键处：一个人的政治表现，不能被家属的历史问题机械地一概牵连。
在场的河南领导听出了其中的分量。有人后来认为，邓小平是在用“激将法”，让地方不要再把问题往后推。此后，常香玉的入党问题很快得到推进。1960年5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多年的心愿。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常香玉早年的一次义举分不开。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常香玉听取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又到医院慰问伤员。许多伤员身上的伤，是敌机轰炸造成的。她受到触动，认为前线战士在流血，后方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支持上。
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以香玉剧社的名义，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个决定传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想象。按当时的标准，一架战斗机需要十五亿元旧人民币，剧社一场演出所得远远不够。
有人劝她量力而行。常香玉回答：“飞机一定要捐，半年不够就一年，直到筹够为止。”说归说，做起来更难。她先卖掉自己的首饰，把钱交给西安抗美援朝分会，又将孩子托付给托儿所，带着剧社奔赴各地义演。
1951年8月，常香玉率领五十八名演职人员从西安出发。开封是重要一站，剧社连续演出，剧目包括《花木兰》《白蛇传》等。观众知道演出所得用于抗美援朝，除购票之外，还主动捐粮食、鸡蛋和现金。
这种支持并非个别现象。剧社走到哪里，群众就响应到哪里。广东省妇联曾组织包场观看演出，海外华侨也参与捐助。有位归国华侨捐出手表，手表在义卖中几度转手，所得款项不断增加。戏台上的演出，逐渐变成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
从1951年8月到1952年2月，香玉剧社辗转多个地区，演出约一百七十八场，观众累计三十多万人。据当时公布的数字，筹款达到十五点二亿元。随后，这笔款项用于捐献战斗机，飞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
常香玉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个人荣耀。她曾表示，剧社只是捐出了一架飞机，志愿军战士却在战场上冒着炮火牺牲，二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克制，也解释了她为什么能在成名之后仍然保持踏实。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贫苦家庭。她幼年接触豫剧，九岁左右便登台演出，后来随父亲辗转河南、西安等地学艺。1938年前后，战乱使许多戏班聚集西安，她也在这里进一步磨炼唱腔，逐渐形成鲜明的常派艺术。
陈宪章正是在西安与她相识。陈宪章懂戏，长期帮助她编写、修改剧本，也承担了许多家庭事务。两人共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岁月，婚姻和事业都联系得很紧。
问题在于，陈宪章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陕西渭南县三青团书记。虽然后来脱离了这一组织，但这段经历仍被列入历史审查范围。常香玉申请入党时，组织自然要对其家庭关系进行核查。
当时有人向她暗示，只要与丈夫划清界限，入党问题就容易解决。常香玉没有接受。她并非不理解组织要求，而是不愿把共同生活多年、在艺术道路上彼此扶持的丈夫，当成可以随时切割的负担。
这也正是邓小平过问此事的原因。常香玉对国家的贡献有公开事实可查，个人政治表现也经得起考验。若只因丈夫的历史问题便长期搁置申请，既不符合实际，也容易把历史审查变成简单株连。
入党后，常香玉把更多精力放在豫剧改革和人才培养上。她常年到部队、农村和工矿演出，既保留传统唱腔，也创作和演出现代题材剧目。《朝阳沟》《李双双》等作品，使豫剧更加贴近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生活。
1977年，她担任河南省戏剧学校校长，培养青年演员。后来设立“香玉杯”艺术奖，推动豫剧传承。1990年，她获得中国唱片总公司首届“金唱片奖”。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在郑州逝世，享年81岁；同年，党中央追授她“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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