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大院内，几声枪响打破了冬夜的安静。军区政委谭甫仁在住所遇害，夫人王里岩也遭枪击。案发地点距离军区机关并不远，凶手却能进入院内、接近住宅并顺利脱身，这件事很快引起中央和军队高层重视。
谭甫仁是老红军出身，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要军政职务，1968年出任昆明军区政委。对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实施刺杀，影响并不只在于一桩刑事案件，更暴露出军队内部管理和审查环节存在的漏洞。
案发当晚，现场留下了弹壳、血迹和脚印。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加上部队官兵穿着相近，单凭鞋印很难立即锁定身份。办案人员很快意识到，凶手对军区院落的布局、警卫规律和各处通道十分熟悉，极可能不是外部人员。
调查方向随之转向内部。
有意思的是，一名儿童提供的细节，成了案件的重要突破口。孩子回忆，天还没亮时，有人敲门询问“陈汉中住在哪里”。他平时在大院里见过这个人，因此能够辨认出对方就是王自正。
另一户家属也反映，案发前后曾有人闯入住处寻找陈汉中。两条线索互相印证后，王自正进入侦查视野。此人当时在昆明军区保卫系统工作，熟悉院内情况，身份也足以让他避开一些正常盘查。
王自正的履历随后被重新核查。办案人员发现，他的个人经历存在疑点，早年情况交代不清，部分履历缺少可靠证明。更关键的是，卷宗中曾有针对他的检举材料，内容涉及其在河南老家时期的历史问题。
这封检举信，使案件性质发生变化。此前，王自正只是军区内部一名干部；检举材料若经查属实，他就可能是隐瞒真实身份、混入部队并长期潜伏的人员。对于军队保卫部门而言，这种问题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重。
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案件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1970年12月31日凌晨，他在审查期间突然拔枪射击，打伤负责看守的战士，随后逃到院内自杀。审讯没有继续下去，但他的行为已经说明，案发现场的许多疑点并非偶然。
搜查王自正住处时，办案人员发现了枪支、日记以及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李素民准备携款离开昆明，行动尚未成功便被控制。面对审查，她说了一句：“我知道全部内情。”
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认罪，而是说明她掌握着丈夫案发前后的行动情况。李素民交代，王自正曾向她透露行凶计划，并把作案枪支交给她保管，还要求一旦事情败露，就带着钱离开昆明。她没有直接参与枪击，却在事后藏匿枪支、协助逃跑，已经构成窝藏和包庇。
关于行凶过程，调查认为，王自正原本盯上的目标并不只有谭甫仁。案发前，他曾寻找政治部干部陈汉中，但因对方不在住所，行动发生变化。随后，他利用熟悉院内环境的便利，接近谭甫仁住宅，制造停电或照明受影响的条件后进入院内。
王里岩先遭到枪击。谭甫仁听到动静后从房间出来，也被连续射击。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警卫未能及时作出反应，给凶手留下了逃离机会。事后查明，警卫岗位存在明显失职，有人没有按规定履行警戒职责，也有人因误判情况没有及时开门。
“为什么没有立即报告？”调查人员曾追问。
警卫人员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结果都一样：近距离枪击发生后，现场没有形成有效阻拦，军区核心区域的安全防线失去了作用。
案件处理并未停留在王自正个人身上。相关警卫和保卫部门负责人受到审查、处分，军区内部也重新检查干部履历、警卫制度和枪支管理。值得一提的是，保卫部门负责人景儒林因无法承受压力，于案发后自杀，这又使案件增加了责任追究和管理失察的层面。
李素民后来因明知丈夫犯罪仍帮助隐藏枪支、准备逃跑，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她没有参与现场射击，却不能以“害怕丈夫”为理由摆脱法律责任。王自正的身份问题，则在其死后通过档案、证人和相关材料继续核查。
谭甫仁遇害后，军队对内部审查和警卫工作的重视明显加强。历史履历不清、身份来源可疑、材料相互矛盾的人员，被要求重新审查；重要机关和高级干部住所的警戒，也不再只依赖熟人关系和日常经验。
这起案件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只是凶手持枪杀人，而是一个身份可疑、履历存在问题的人，能够进入部队保卫系统，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取得信任。枪声发生在住所，漏洞却早已出现在档案核验、干部审查、枪支管理和警卫值班等多个环节。
1970年12月的昆明军区大院，留下了谭甫仁和王里岩遇害后的弹孔、血迹，也留下了一份沉重的内部调查记录。案件中的人员最终受到处理，但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才是这场悲剧最难回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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