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成都一处会议场所内，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走进会场，准备向西南大三线建设系统传达中央要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正坐在主席台下，安静地等着会议开始。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会议。

当时，三线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阶段。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一二线后方基地，都需要根据国家部署加快建设。厂矿如何布局，人员设备如何搬迁，交通、水电和后勤怎样配套，许多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

谷牧此次到成都，先同西南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交换意见，随后决定召开会议，把中央对三线建设的具体要求讲清楚。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许多部门和项目负责人都在场。

他在李井泉陪同下走上主席台，刚坐稳，目光便落到了台下的一位老人身上。

彭德怀。

谷牧这才意识到，彭德怀已经来到成都，担任大三线建委副主任。此前，彭德怀因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销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此番重新承担工作，中央安排他参与三线建设，显然是从国家全局和实际需要出发。

不过，现场的座次还是让谷牧感到不安。

彭德怀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开国元帅，谷牧则是国家建委负责人。若由谷牧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彭德怀坐在下面听，在谷牧看来，这不只是一个座位问题，也容易让人觉得失了礼数。

他当即离开主席台，走到彭德怀面前，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您怎么也来了？您先休息，会议内容我另行向您汇报。”

彭德怀笑了笑，没有起身。他解释说，自己既然是大三线建委副主任，国家建委主任专程来传达中央要求，当然应该到会听取。只有把情况听完整，今后落实工作才不会偏差。

谷牧仍想请他到主席台上。彭德怀摆了摆手，说参加会议坐在哪里都一样，现在不是讲论资排辈的时候，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

话说到这里，谷牧只好重新走上主席台。

报告持续了很长时间。谷牧没有泛泛而谈，而是把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战略基地和后方基地建设，以及重点工程安排，一项项讲了出来。会场里不时响起掌声，很多干部也在记录具体要求。

有一个问题，他反复强调，那就是搬迁。

当时，部分沿海和一线地区的工厂、设备及技术力量需要向内地转移，但搬迁绝不是简单地把机器拆下来、运到山沟里再装上。厂址选择、交通条件、能源供应、职工生活，都必须统筹考虑。

谷牧特别提醒，既不能轻视搬迁，也不能出现“一窝蜂”式的盲目行动。该搬什么，何时搬，搬到哪里，都要经过论证，不能只看表面上的速度。三线建设追求的是形成真正能够运行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堆出一些孤立项目。

散会后，谷牧没有立即离开。他走下主席台，陪彭德怀一同走出会场。随后，他向李井泉询问彭德怀在成都的工作情况。

李井泉告诉他，彭德怀不是来挂名的，几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查看，遇到具体问题还要现场了解。这个回答让谷牧印象很深：这位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将，承担建设工作后，依旧习惯用脚去核实情况。

当天晚上，谷牧专门乘车到彭德怀住处看望。彭德怀见他登门，反而有些顾虑，提醒说这个时候来不大合适，别人或许会说闲话。

谷牧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进屋后便谈起三线建设和下一步工作。两人讨论的不是个人处境，而是工程怎样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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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提出，建设工厂不能只盯着厂房和设备，还要考虑农业，尽量少占农田；一座工厂建起来，水、电等配套系统也必须同步安排。没有这些基础条件，项目即使落成，也难以正常生产。

谷牧随后表示，可以向中央建议，由彭德怀负责整个后勤建设的指挥工作。彭德怀对此表示感谢，并说岗位没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为国家和人民办事。

谷牧还劝他不必总往一线跑，年纪大了，在办公室掌握全局也可以。彭德怀却说，建设工作不像看文件，许多情况不到现场看一看，心里就放不下。

临别时，彭德怀拍了拍谷牧的肩膀，说：“小谷啊，打仗靠我们，搞建设还是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了。”

这句话没有停留在客套上。对彭德怀而言，战争年代有战场上的任务，进入建设时期，同样要把每一项工程、每一处配套落实到地面。对谷牧而言，那场成都会议最难忘的，也许正是主席台下那个始终认真听会、准备继续奔赴工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