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5日，埃及开罗机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代表团走下飞机时，随身携带的机动经费只有5美元。团长刘国民带着几名航空工业人员，名义上是协助埃及民航处理安-24飞机维修问题，实际上还肩负着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把中国制造的飞机卖出去。
这次出访并不阔气。能用人民币解决的费用，尽量提前处理；到了埃及，住宿、交通和办公条件，争取由对方或中国驻埃及使馆协助解决。5美元不是象征性的数字，而是当时代表团能够动用的全部应急经费。
为什么会窘迫到这种程度？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军工长期没有“卖装备”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的武器来源主要是缴获、自制和外援。抗美援朝之后，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帮助中国建立起飞机、坦克、火炮以及配套发动机的生产体系，但这些装备首先服务于国防建设，对外输出更多带有政治援助性质。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向友好国家提供武器，往往不是按照商业合同收取费用。1958年以后，仅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等16个国家无偿提供的飞机，就达到1153架，另有发动机和航空零部件。
这种援助有当时的国际背景，却也给国内军工留下一个现实问题：工厂需要设备、材料和技术升级，国家却缺少外汇。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些主力装备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水平，科研手段和生产设备也亟待改造。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偏偏军工现代化需要进口仪器、设备和技术，西方国家更不会接受“友谊价”。邓小平听取航空工业汇报时，曾明确提出飞机发展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要引进科研手段、派人出国学习。面对外汇紧张的局面，他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政策很快出现变化。1979年1月2日，中央决定将对外军事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王震在国防工业部门会议上提出，各部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得外汇原则上由部门使用。航空工业随即成立外事领导小组，并组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
问题接踵而来：装备卖给谁？
西方国家有钱，却嫌中国装备技术水平不够；传统友好国家看得上中国装备，却未必能够支付美元。埃及因此进入了中国军贸人员的视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逐步与以色列接近，埃苏军事合作受到影响，埃及空军原有装备补充和训练体系都出现压力。
1979年初，埃及方面希望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2月，埃及副总理图哈密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并提出可以向埃及出口飞机。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合同谈判，也是第一次按照国际商业规则推销国产军用航空装备。
可供选择的产品并不先进。当时歼-7、歼-8尚未大规模装备，能够稳定生产的主要是歼-6。经过改装的歼教-6虽然谈不上新锐，却适合承担飞行训练任务。教练机不直接承担一线空战，使用寿命较长，维护成本也相对低，恰好符合埃及训练部门的实际需要。
定价又成了难题。国内原先给空军的歼-6采购价只有65万元，计划经济下的成本核算，并不能直接拿来对照国际市场。谈判人员只好参考同类飞机的国际价格，最终将歼教-6报价定为每架120万美元。
合同怎么写，也没人熟悉。代表团找来民航部门从国外购买飞机时使用过的合同文本，逐条研究，再从卖方角度重新拟定条款。有人感慨：“过去是别人把合同递过来，这回轮到我们自己写了。”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军工从接受援助到参与交易的转折。
代表团抵达开罗后，埃及民航因负责人出国，对维修安-24一事准备不足。中方随即向埃及空军和政府说明来意，推销飞机才成为谈判重点。埃方一开始仍希望中国照过去的方式无偿援助，刘国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他向对方指出，当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美元，而埃及约为1000美元，不能长期由相对贫困的一方无偿援助相对富裕的一方。谈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又说，埃及不会让外国船只因为友谊而免交通行费，中国提供飞机也应当遵循平等交易原则。
埃及方面并未立即接受。部分军方人员认为歼教-6性能偏旧，但训练部门认为，这种飞机价格较低，交付较快，能及时填补训练装备缺口。中国驻埃及使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曾任空军司令，在他的过问下，埃及空军高层开始认真推进谈判。
谈判持续了约50天。一次双方考察空军基地时，埃及人员以为中方听不懂阿拉伯语，便用阿拉伯语讨论报价。使馆工作人员听出，埃及空军司令已经认可中方条件。中方代表得知后没有继续降价，谈判由此保住了既定方案。
签字前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埃及方面要求中方出示政府授权文件，中国代表团一时拿不出正式“国书”。刘国民从身上取出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时留下的国徽座位卡，说：“这就是我们带来的证明。”埃方知道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最终没有因手续问题中止签约。
1979年5月2日和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埃及空军签署两份合同，出口歼-6战斗机44架、歼教-6教练机6架，配套发动机248台，加上备件供应和发动机修理，合同总额达到1.67亿美元。
这笔钱超过了中国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1980年4月，中埃又签订出口60架歼-7及相关零部件的合同，金额超过2亿美元。由一架并不算先进的教练机打开缺口，中国军工第一次真正走上了国际市场，后来的出口订单，也从这份揣着5美元出发的合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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