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别急着为AI欢呼，你可能被泥石流吞没|埃隆_马斯克|夏春|弗雷|泥石流|罗马

现在提起人工智能，几乎人人两眼放光。AI被说成解决一切的万能钥匙，别说马斯克，黄仁勋这些乐观派，就连以前最爱唱衰经济的“末日博士”鲁比尼，如今都觉得AI能让美国经济躺赢。

但冷静想想：技术进步，真的会自动让普通人的日子更好过吗？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可能和直觉完全相反。每一次技术革命，对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要么是海啸，要么是天崩地裂的泥石流！

牛津大学有位经济史学家叫弗雷，他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不早几千年发生？

要知道，人类从来不缺聪明点子。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达·芬奇到四大发明，聪明人多了去了。可怪就怪在：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50年，全世界人均产出几乎零增长，技术在原地打转。

弗雷的解释很颠覆：不是人类笨，而是被“锁死”了。他管这叫“技术陷阱”——统治者害怕能替代人的机器闹出失业、引发暴动，干脆系统性压制创新。

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因担心失业而拒绝采用省力运输机械；158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授织袜机专利。大家都清楚有更好的技术，但没人敢推广，因为推广会引发反抗。

在中国，行会（公所）势力远强于欧洲，官府因惧怕社会动乱而支持行会，1876年上海拟建的蒸汽棉纺厂即在行会反对与官府不支持下落空，中国的工业化因此比英国晚了约两百年。

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凭什么率先“破局”？弗雷给出的答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机器里赚钱的人，同时握住了政治权力。

以前的地主靠土地吃饭，怕机器砸饭碗；可18世纪的英国，靠海外贸易发了财的商人和工厂主崛起，通过议会改革压过了土地贵族。从此机械化有了“自己人”撑腰，砸机器的路德派暴动被军队镇压，技术进步再没人拦得住。

这确实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代。但请注意——这份红利，并没有自动分给普通人。而是出现了一个被伟大导师恩格斯发现的悖论。后来被历史学家叫做恩格斯停顿。也就是

1780年到1840年，工人人均产出涨了46%，可实际周薪只涨了12%。钱都流向资本家的腰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恩格斯当年走在曼彻斯特街头，看到的全是贫民窟、童工、活不过三十岁的人。原因不是技术不行，恰恰是技术太“好”——蒸汽机、动力织机效率极高，但它把复杂的手艺活拆成简单步骤，随便找个童工、女工就能干。普通工人没手艺、没议价能力，只能拿极低的工资。

所以有三代人，大约六七十年的光阴，实打实被牺牲了。对个人来说，“长期来看会变好”是句空话，他们的一生已经搭进去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砸机器的路德派常被嘲笑成“反技术的暴民”。可2025年诺奖得主莫基尔的研究翻了案：他们不是反对一切技术，只是反对抢走自己饭碗的那几台机器。对马上要饿死的人来说，砸机器是再合理不过的自我保护。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上世纪的全球大萧条。

你可能觉得，大萧条就是经济一塌糊涂的年代。但经济学家菲尔德有份颠覆性研究：1929到1941年，美国投入的工时和机器几乎没增加，产出却涨了三到四成——全靠技术改良、管理创新“白赚”的，专业上叫全要素生产率（TFP）飙升。听起来是好事？可同一时期，美国失业率最高冲到25%，直到1941年还接近10%。一边生产效率狂飙，一边千万人吃不上饭。

2024年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和他的搭档写了本《权力与进步》，直接掀翻“技术进步，大家都会跟着沾光”的说法。可惜这本书内地没有引进出版。

他们用上千年历史证明：技术往哪个方向走，从来不是技术自己决定的，而是握有权力的那批人决定的。中世纪的水磨坊提升了效率，可使用权被贵族、教会攥在手里，农民照样穷了一千年。

唯一的例外是二战后的“黄金时代”（1940—1970）：那几十年，生产率和工资罕见地同步上涨。原因不是技术突然变温柔了，而是有强大的工会、反垄断法、高额累进税在约束资本。但好景不长，1970年后，工会弱了、监管松了、资本话语权大了，生产率又和工资脱钩——美国这几十年，生产率增速是小时薪酬的八倍。

如果你说英国工业革命是“资本+权力”的第一次合流，那今天的AI就是“放大版”。AI时代，普通人可能更危险。全球最大的几家公司都归马斯克一个人管；英伟达一家掌控全球AI芯片。巨头们想要的放松监管、减税、弱化劳工保护，这对普通人都是坏消息。

更麻烦的是，今天的巨头不光有权力，还直接握着信息传播的命脉——能用算法塑造舆论、影响选举。这种“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让AI更难被社会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