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县城，太阳毒辣得像能把柏油路烤化。
我躺在车底换传动轴，满手的黑油，汗珠子淌进眼里，刺辣辣的疼。突然几道黑影罩过来，把修车铺门口的光全挡住了。
我从车底爬出来，一抬头，心跟着咯噔一下。三辆顶级豪车，一顺溜横在铺子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围观的人围了一圈，有熟客指指点点。车门开了，下来一个女人，戴墨镜，职业装，踩着一双锃亮的高跟鞋走到我跟前，四周一下安静了。
她停下脚步，摘了墨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陈永健，你还认得我吗？”
我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那张脸，二十年前的旧印子还在，我一辈子认不错。林冬梅。
“你……”我嗓子眼发干，半天才挤出一句，“你回来了？”
她没接话，目光落在我满手的油污上，轻轻抿了下嘴唇：“我找了你十五年。”
01
我让她进了屋里坐。
屋里没法坐人，四处都是零件和油桶，我就搬了两个小板凳放到门口屋檐底下。她坐下，高跟鞋跟踩在水泥地上咔嗒一声，像是踩在我心口上。
孙萍从里屋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见门口站着个穿职业装的高贵女人，愣了一下。
“这是……”孙萍小声问。
“以前镇上的同学。”我说。
“哦，那我去倒杯水。”孙萍转身进屋，脚步有点虚，她刚做完透析没两天。
林冬梅看着她背影，没说话。
水端出来的时候，林冬梅接了，喝了一口，放在膝盖上捧着，像是在事面前先掂掂斤两。
她说：“你在镇上教学教得好好的，怎么跑出来修车了？”我说孩子上学，要花钱。
其实她不知道，孙萍的病是四年前查出来的，尿毒症。
我卖了镇上的房子，搬来县城，学校工资垫不上药费，就跟老师傅学了门手艺。
修车虽然脏，来钱比教书快一点。
林冬梅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临走前她站起身，修车铺外头那三辆豪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剩下一辆旧得掉漆的桑塔纳歪在路边。
她说得轻描淡写：“这车有点异响，帮我看看？”
我蹲下去检查，车底盘锈得不像样，左后轮悬挂有问题。开这车的人，不像是住在这县城里的人。
她给钱，我没收，她就没再推让，说改天再开过来换零件。她走了几步，顿了顿，又转头问我：“你还在原来的镇上吗？”
我说早搬了。
“那你给我个地址。”
“不用了，”我笑了笑，“有事你上这儿来修车就行。”
她看着我，表情有点古怪，像是有话说，但终究没开口。等她走远了，孙萍从屋里出来，扶着门框问我：“这个女同学，是哪年的？”
“二十年前在镇中学认识的。”
“她挺好看的。”
“以前是个苦命丫头。”
孙萍“嗯”了一声，没再追问。
我回屋把工具箱收拾好，蹲在门槛上抽了根烟，脑子里乱糟糟的。
二十年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
那时候她瘦得跟竹竿似的，扎一个马尾辫，在学校食堂打工，一顿饭就买两个馒头，就着咸菜。
我当时的宿舍正好在食堂二楼，夜里备课写东西，灯一开她就蹲在底下一边涮碗一边看书。
我记得有一次她抬头看见我，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两个小虎牙，那笑我现在还记得。
可我跟她真不熟，点头之交。
她比我低一届，后来她父亲病了。
02
孙萍病倒是在夜里。
我正在铺子后面洗零件，听到“哐当”一声，跑进屋一看，她整个人倒在地上，撞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
我抱着她跑到县医院的时候，她嘴唇已经是乌紫色。
值班医生问了两句就下了诊断：积液，肾负荷过大，必须马上住院透析。
我在缴费窗口把卡插进去又拔出来，屏幕上余额那一栏的数字扎眼得很。两千一百四十三块六毛。
住院押金要五千。
我蹲在缴费窗口外头，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借钱，翻遍了通讯录，拨出去的第一个电话是给老哥哥郭全——我爸在世的时候他帮过我们家不少忙。
郭全在工地上包活，电话响了三声接了，我说想借三千块钱，他说工地上款子还没下来，手上也紧，要不先拿五百应应急？
我说好，五百也行。
那五百块钱到账的时候，我看着短信提示，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孙萍住院三天，透析两次。
我每天骑个电瓶车来回跑，修车铺的活儿落下了，回头客少了一半。
第三天晚上，孙萍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说：“老陈，咱放弃吧。”
“医生说啥了？”我问。
“医生说透析做着也就是维持，运气好还能撑个两三年。换肾要四十来万，这钱咱出不起。”
“不许胡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拿什么想办法？”她看着我，眼里头全是红丝，“你一天到晚趴在车底下，手上全是老茧，你当我看不见？我说了别治了，你非要治，这日子过成什么样了……”
我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没让她再说下去。
出了病房，我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窗户外头的夜色，站了很久，眼眶酸得不行，硬忍了回去。
我不是不想哭，是不能让她看见我哭。
隔天上午我回铺子，门口蹲着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说自己是中介的，问我名下那间老宅是不是要挂牌。我点头。
“多少？”
“八万。”
“太贵了，镇上的房子最多出六万。”
“六万也行，但我要先拿到两万定金。”
年轻人拿手机打了一通电话，点头说行，后天带钱来看房。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修车铺里那把破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
那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砖瓦房，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每年秋天结一树红果。
孙萍最喜欢吃那棵树的石榴。
03
林冬梅的旧桑塔纳是隔了两天又开来的。
她下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外套，头发扎了个马尾，跟头一回那身贵气打扮完全不同，乍一看就是个普通中年女人。
她也没多话，说车左前轮有异响，让我上架子看看。
我架起千斤顶，钻到底下，确实是轴承坏了，换了就行。
我在仓库翻了半天，找到一对旧轴承，凑合用能顶两年。
她没问价钱，说你看多少合适就给多少。
换完轴承，她没急着走，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我墙上挂的另一块旧牌匾，写的是“永健修车铺”五个字，底漆掉了大半。
她指着那块匾说：“你这招牌该换了。”
“没钱换，能将就就将就。”
她没接话。从车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过来：“前天在你铺子里翻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东西。”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有一封信，牛皮纸信封，泛黄了，封口都裂了，露出一截信纸。
我抖着手把信纸抽出来，上面有几行字，褪色了许多，但还认得出。
第一行写着：恩人，我在南方电子厂站稳了脚，等我攒够钱回来还你。
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镇中学陈永健老师收”，邮戳是十五年前的。旁边贴着一张退回条，上面写了一行字：查无此人，退回原址。
“这信……”
“是我从车里翻出来的，”她说，“那辆车，是我爸走后买了一台老二手车，后来一直没舍得扔。信装在手套箱里，放了这么多年。”
我攥着那封信，手有点抖。她看着我，声音很轻：“我当年写了这封信，攒了半年的钱，想寄还给你。后来你从镇上学校走了，信退了回来。”
“你后来……没再寄过？”
“寄过，每年都寄。都是这个老地址。”
我蹲在地上，看着那封退回的信，很长时间没说话。她也没催我，就站在那儿，风把梧桐叶吹落了几片，落在她脚边。
那天她开车走的时候，我站在修车铺门口，一直到桑塔纳的尾灯看不见了才回过神来。
回到家，孙萍坐在床上，看我手里攥着一个旧信封，问我是啥。
我说是以前的一个同学寄来的信。
她没追问。
那晚我翻来覆去，一直没睡着。
十年前我在镇中学教书，辞职搬走那天，连学校门卫都没打过招呼，打包了几箱书和行李，一个三轮车就拉走了。
那会儿孙萍刚怀上老二，县医院说生孩子要一万块押金，我拿不出来。
后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偷偷回去了一趟，在校门口站了半天，想找人打听有没有我的信，结果学校门卫换了人，校门也上了锁，我扭头就走了。
04
中介带人来看房那天，我特意把老宅的院子和屋里都收拾了一遍，石榴树上的果子还没红透，青涩涩地挂在枝头。
来买房的是一个在县城开早点铺的中年人，姓韩，进门转了一圈，说房子太旧，院子倒是宽敞，出价五万八。
我说太少了，最少六万二。
他说五万八，一手交钱，今天就能过户。
我咬了咬牙，点头。
过户手续办完，韩老板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数一数。”我捏了捏厚度，没数，就转身往外走。
院子门口那棵石榴树上最后一片青果还挂在枝头，我经过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然后走了。
五万八，加上之前凑的，一共七万四。离医院的押金还差得远。
中介说可以帮忙找个民间借贷，利息低。
我当时就隐约明白是什么路数，但顾不上了。
中介给了个电话，我打过去，对方自称姓黄，说可以做，月息三分，随借随还。
我借了三万，对方要了修车铺的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复印件，说后天放款。
后天一早，黄老板打电话说款子准备好了，让我去城中村一个茶楼里签合同。
我到了以后，黄老板和一个戴金链子的年轻人在包厢里等着，合同条款里写着抵押物是修车铺的设备和经营权。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但想着孙萍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就签了。
签完字，黄老板说款子当天下午打到卡上。
我等了一下午，没到账。
到天黑打了个电话过去，对面关机了。
又打中介，中介说“这个我不清楚”，挂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被套了。
第二天我找到茶楼，老板说黄老板昨天就走了，退房了。
我在门口站了半小时，浑身发冷，裤兜里那点钱连付住院费都不够。
回去的路上，我在城中村的一条巷子里被人拦住了，是那个戴金链子的年轻人和两个不认识的壮汉。
他们说我签了合同没给款子，是违约，要赔违约金三万，不然就砸铺子。
我说合同没拿到钱，凭什么赔。
他们不废话，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我整个人摔在地上，脸磕在水泥地上，嘴里一股腥味。
金链子蹲下来，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抬起来：“明天拿钱来，不然你铺子就别想开了。你老婆不是还在医院吗？”
我咬着牙没说话。
他们走了以后，我躺在巷子地上，路灯昏黄，虫子在灯底下乱飞。
我躺了很久，才爬起来一瘸一拐往家走。
回到修车铺已经是半夜了，我没进屋，蹲在门口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把嘴里血沫子吐干净，在裤兜里摸出一根揉皱的烟点上，抽完，才推门进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医院，挂了泌尿科的号，站在诊室门口，等医生看完最后一个病人，走进去说：“我想问一下，活体捐肾是怎么个手续，我跟我老婆血型不对，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她什么人？”
“丈夫。”
“血型不合不能捐，但是可以去省里的医院做血型转换配型，不过这个要住院评估，费用也不低。”
“大概多少？”
“全套下来小两万。”
两万。我攥着衣角，点了点头，转身出了门。
05
林冬梅第三次来修车铺，是一辆路虎送她过来的，她自己没开车。
她进院子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拧一块底盘护板，脸上的淤青还没消，眼角还留着一道口子。
她站在我面前，没问我脸上怎么弄的。她看了我几秒，说：“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在干活。”
“你这活不急，先上车。”
她坐进路虎，司机眼巴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把护板放下，用棉纱擦了擦手，跟着坐上去。
车一路开到县城外往南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一处小山坡上的空地上停下来。
林冬梅让司机下车等着，她从后备箱里搬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东西。
我凑过去看，是一叠汇款单回执，用皮筋扎着，一张一张，有的旧得发脆，有的还挺新。
她翻动那些单子，指给我看汇款日期和收款地址，都是镇中学，收款人是陈永健，每一张上都盖着同一个章：查无此人，退回。
“这是从十五年前到我前年寄的，”她声音很平，“一年一张，有时候两年一张。钱不多，几百块，几千块都有。”
我一张一张翻着那些单子，手开始抖。
“我当年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挣四百五，寄给你两百。后来换厂，工资高了点，就寄五百。再后来我结了婚，嫁到南方，日子好过点，就寄两千。”她停了停，“每年寄的时候我都想，今年应该能找到他了，结果每张都退回。”
“你为啥不来找我？”我开口，声音涩得自己都不认识，“你在镇上，县里，总能找到人问一句吧。”
她低着头，良久才回答：“我去过一趟。你走了以后第三年，我专程从厂里请了假回来，到镇中学找人，门卫说你辞职了。我问他去哪了，他说不知道。我在镇上待了一天，问了很多人，都说不清楚。我怕你是不愿意见我才走的，怕我贸然去找你，给你添麻烦。”
风从山坡上灌过来，把铁盒子里的一角吹起，又落下。
“后来我找人打听过，才知道你爸去世了，镇上的房子卖了，你搬去县里了，但县里这么大，我找不到你。”她抬头看着我，“我本来想算了，你不想让人找到你，就当我欠着吧。直到上个月，我去省城开会，路过国道路口，看到你在修车铺门口蹲着换轮胎。我当时坐在车里头，一下子没认出来。”
“那你当时怎么不过来？”
“我想看看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后来我看你蹲在那吃一碗面，吃得满头大汗，连汤都喝干净了，我就没过来。”她声音有些涩，“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来看你笑话的。”
我低着头，看着铁盒子里的那叠发黄的单子，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欠了高利贷，被人打了，修车铺也快保不住了，孙萍的病，押金还差很远。
她听完，没有劝慰，没有追问，只是把铁盒子盖上，像收着自己的命根子：“你欠的那些钱我来平，医院那边我来接。但我不白出这笔钱。”
“你想干啥？”
“你那间修车铺，我要入股。你手艺值这笔钱，我不要你谢我，要你还我。”听着她说，我蹲在山坡上，秋天辽阔，四下里只有风声，像一把铁锄头在我心口刨出了泥，然后埋了一粒种子进去。
06
当天晚上，孙萍病危。
我从修车铺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被推进了ICU，医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让我签病危通知书。
我在走廊上站了好一会儿，签字的时候笔尖抖成一团。
医生说，当务之急是找到合适的肾源，县医院没有对接的渠道，得去省城。
省城那边一床难求，排队得三个月。
三个月。孙萍不一定撑得过三个月。
我从走廊出来，蹲在急诊楼台阶下面，翻出手机，通讯录翻了好几页，手指悬停在林冬梅那个名字上，犹豫了很久。
末了我还是拨了出去，响了两声就接了，她的声音带着清醒，像是还没睡：“喂，我是林冬梅。”
“我老婆……住院了。”我嗓子哑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医生说，得转去省城，不然撑不过去。”
“哪个医院？”她没有丝毫犹豫地问。
“县人民医院。”
“你等着，四十分钟到。”
我挂断电话，蹲在台阶下面，在路灯底下的暗影里等着。
那四十分钟，我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一会儿是孙萍刚嫁给那时的模样，一会儿是她在病房里省着药的样子，一会儿是那老宅院子里的石榴树。
四十分钟后，一辆黑色商务车直接开进了医院停车场。
林冬梅从车上下来，披着一件薄外套，什么都没带，就攥着一个手机和一个卡包。
她走到我面前，看了看我手里的病危通知书，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办转院手续。”
她办事利落，一个多小时以后，省城中医院的急救车就到了。
孙萍被抬上担架的时候，迷迷糊糊睁开了一下眼睛，看见林冬梅站在我旁边，没说话，又闭上了。
她拉着孙萍的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临出发前，林冬梅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一张卡片：“这上面是省城医院一个主任的电话，他是我朋友的同学。你跟着救护车走，到了直接给他打电话。”
我接过卡片，看着她，喉咙里堵着两个字：“谢谢。”
“不谢，”她说，“这钱要还的，连本带利。”
救护车开出县城那条街的时候，我坐在车里头攥着她的手，没有说话。
外面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夜风从半开的车窗缝里灌进来，带着六月的潮热，气温像是贴在背上一样，黏黏糊糊。
07
省城医院那边果然争气。
林冬梅的一个电话，第二天一早，泌尿外科的主任亲自来看了孙萍的病例，又安排做了两轮检查，说有一例匹配的肾源正在做最后评估，如果顺利的话，最快三天就能排上手术。
费用清单打出来，住院押金二十八万，手术费另算，总体下来大概四十万上下。
我坐在住院部一楼大厅的塑料椅上，盯着那张单子，像盯着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下午林冬梅来了，带着她常开的那个黑色皮包，在缴费窗口待了几分钟，然后就收好单据走进大厅，把一张押金凭证递到我面前：“二十八万，已经划进去了。”
我看着那张缴费单上的金额，说不出话来。
“钱的事你别管了，我帮你垫着。等手术做完，你慢慢还。”
“怎么还？”
“你那间修车铺，我入股，值不值这个钱？”她看着我，目光平静，“我在省城看了几家汽修店，你这个手艺，修得好车，也开得好店。”
我没回答，攥着那张缴费单，感觉手心全是汗。
手术安排在那天下午三点。孙萍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握了一下我的手，眼角的泪淌出来，沾在枕头上，她轻声说：“老陈，我不怕。”
我说：“我知道，我也不怕。”
手术室的门关上，走廊里安静下来。
我在门口站着，腿有点发软，靠着墙慢慢蹲下去。
林冬梅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长椅那头，手里捧着一杯热豆浆，递过来：“喝口热的。”
我接过来，杯壁烫手，那股温度从指尖一直传进心里头。走廊里光线很白，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一格一格，像是拿刀在心上刻。
三个半小时以后，手术室的门开了。主任先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的表情没有绷紧：“手术成功，病人转ICU观察。”
我整个人像被人抽掉骨头一样，顺着墙滑坐到地上，坐在冰凉的水磨石地板上，好半天才撑住墙壁站起来。
林冬梅站在旁边，眼眶有些红，但脸上带着笑。
她转身到窗口办完手续，回来看我还蹲在墙角，走过来蹲在我面前，声音很轻：“陈永健，你吓着我了。”
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窗外的天已经擦黑，走廊里一盏一盏灯亮起来。
我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一样低下头，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抖动着，没有发出声音。
08
孙萍在ICU待了三天，转回了普通病房。
手术后她瘦了一圈，脸色蜡黄，但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林冬梅隔天来一趟，有时候带一锅汤，有时候带一袋水果，来了也不多待，坐一阵子就走。
有一回她在病房帮着喂粥，她端着碗，拿勺子一口一口舀着吹凉，动作有点笨拙，但很仔细。
孙萍喝完最后一口，抬头看着她，忽然叫了一声：“姐。”
林冬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放下碗，又给孙萍掖了掖被角：“别叫姐，叫冬梅就行。”
“冬梅姐，”孙萍改口，又说，“老陈说，你以前欠他六百块钱。”
“嗯。”
“他还说，那钱你早就还清了。”
林冬梅没接话，低头收拾碗勺：“我欠他的，不止那六百块。”在病房里待了一阵，她出门来，站在走廊窗户前头，看着楼下车流。
我走过去，跟她并排站着。
“孙萍跟我说了，”我说，“手术费加住院费，一共多少钱，你给我个准数。”
“不急，等你安稳了再说。”
“你把账算给我，我心里有数。”
她转过头，看着我好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这是我拟的协议书。你那间修车铺，我出五十万，占股四成九，经营权归你，分红按月结算。”她顿了顿，“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不签。”
我抽出来看了两遍。每一条都写得清楚明白，商业合作的路子，不掺杂私情，条款公事公办。我看完，沉默了很久。
“你是为了帮我才这么干的。”
“我是为了赚钱。”她说，“你这铺子在省道边上，车流量大，位置不差。你手艺好，能修别人修不了的老车，就凭这手艺，值这个价。”
我捏着那几张纸，搓了搓，又停了停，还是拿起笔，在协议的最后一页签了名，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
她收好协议，跟我说：“陈永健，这笔账我认了。以后你好好干。”
她走了以后，我回到病房，孙萍半靠在床头看着我：“你跟她签了？”
“签了。”
她没再问，只安静地躺着，过了一会儿说：“老陈，你命里遇到了一个贵人。”
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白色床单上。我点点头，没说话。
09
孙萍出院那天，我把她接回修车铺后面的屋子。
铺子门口积了一层灰尘和落叶，门板上贴了一张停业告示，被风吹掉了一半。
我揭下告示，推开门，一股机油混着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她靠在门框上看了看铺子，说：“这地儿该好好收拾收拾了。”
我把铺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该扔的扔，该擦的擦。第二天，我去了趟县城汽配城，买了新的轴承、刹车片、皮带和机油，把工具台重新摆了摆。
林冬梅那辆旧桑塔纳还停在院子里。她一直没开走，钥匙就留在车上。我围着那辆车转了一圈，琢磨了一会儿，动手了。
那半个月，我每天修完别人的车，剩下的时间就捣鼓那辆桑塔纳。
发动机大修，底盘除锈，重新喷漆，座椅换新。
用了十四个晚上，到第二周周六的傍晚，我把车开出院门，绕县城跑了一圈，整辆车跟新出厂的一样。
孙萍站在门口看我把车停好，愣愣地看了半天，说：“这是那辆旧车？”
“修好了。”
“你真舍得下功夫。”
我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林冬梅来了，一眼看到那辆桑塔纳停在院子正中间，像块刚翻出来的老玉，透着光。
她走到车前头，用手摸了摸引擎盖，又蹲下来看了看轮胎，好长时间没直起身。
过了半晌她笑着说：“陈永健，你欠我那六百块，利息挺高的。”
“高利贷嘛，民间的。”
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这车以后我留着开。”
“钥匙在仪表盘上。”
她点点头，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
引擎声音沉稳安静，不像一台十五年车龄的老机器。
她摇下车窗看着我：“下一个目标，把铺子的招牌换了。”
“钱呢？”
“从我这个月的分红里扣。”我笑了，她也笑了。路虎已经开走了，那辆桑塔纳倒出院子，拐上省道，车尾灯亮了一下，消失在午后的阳光里。
10
三个月后，修车铺重新开门了。
我没办剪彩仪式，也没放鞭炮，就买了块新匾挂在门头上，匾上还是那几个字：永健修车铺。
孙萍嫌太素，说如今你也是有合伙人的人了，得搞得气派点。
我说：“我就是修车匠，气派啥。”
开业那天下午，来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门口，司机下来，从后备箱搬出一个纸箱子，放在铺子门口，说了句“林总让我送来的”，就走了。
我打开纸箱，里面是一张分红通知单，白纸黑字：永健修车铺2024年度上半年利润总额为零，分红暂缓，股东林冬梅确认无误。
我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用的是钢笔，笔迹干净利落：“当年那600块，你已经连本带利还清了。旧车我留着开着，车屁股后头焊了块铁牌，写着永健修车铺。算是帮你做宣传了。”
我把那张纸压在了收银台玻璃板底下，又把那张存了二十年的旧存单从信封里抽出来，一并压在旁边。
存单上还是那个数字，六百块，存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外头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玻璃板上，把那张褪色的存单照得有些发亮。
孙萍端着水杯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问我：“这张纸放着干嘛？”
“记账。”
“记啥账？”
“记一个人情，和一笔债。”
她没再追问，在门口小凳子上坐下，半眯着眼看路上的车来车往。
我蹲在铺子门口，手上拿着一块棉纱擦扳手，擦着擦着，不自觉地笑了。
那棵石榴树后来我没再回去看过。
后来我听说老宅那块地要开发了，韩老板的早餐铺子也迁走了。
但那棵石榴树还在，每年秋天还结一树红果子。
我不知道今年那棵树结了多少果，就像我不知道林冬梅现在开着那辆桑塔纳走了多远。
日子就这样过了。
修车铺的生意慢慢好起来，我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小亮，一个叫大昆，都住附近的，实诚孩子。
孙萍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隔三差五也来铺子里帮忙记账、递个螺丝什么的。
有天傍晚，我蹲在门口吃一碗素面，一辆桑塔纳从省道上拐下来，停在我面前。
林冬梅摇下车窗，摘下墨镜，冲我点了点头：“老板，还认得我吗？”
我放下筷子，笑着回她：“车有问题？”
“没，”她说，“就是我突然馋这一口面了。”
我把面碗端过去，她愣了一下，接过来吃了一口，抬头看了看那块新匾，又看了看我：“陈永健，你这铺子，比我想象的亮堂多了。”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阳光斜斜地打下来，落满了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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