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晚间,上海市医保局印发《关于完善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参保孕产妇自建档产检起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符合政策范围的生育医疗费用,基本实现个人零负担。

该消息已在社交平台传播两日,作为长期从事时政领域的评论员,我更倾向于将这份通知置于更宏观的发展框架中审视——它并非孤立的地方政策调整,而是国家层面推进人口安全战略布局的又一项举措。

接下来我们探讨核心问题:我国生育发展的整体走势是否已尘埃落定?2026年新生人口规模将达到什么水平?

我在此先给出结论:新生人口总量的下行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但2026年将出现三处结构性变化,每一处都将影响未来十年的国家发展规划。不要轻视数百万新生儿数量的增减,它关联着二十年后的兵源储备、三十年后的社保运行、四十年后的产业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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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与时政的从业者都清楚,人口曲线是最能反映国力的真实曲线。我们将时间轴拉回过去十年:

2015年新生儿数量为1655万,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升至1786万,这是本轮生育周期的峰值。

此后新生儿数量持续下滑,2022年跌破千万大关,2023年为902万,2024年受生肖龙的传统偏好影响反弹至954万,2025年回落至792万,全年减少162万,跌幅达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国家统计局于今年1月公布该数据时,不少从事人口研究的资深学者私下都表示,“虽在意料之中,但仍不免感到震惊”。针对2026年的新生人口规模,多家研究机构结合产科建档量、结婚登记数、育龄妇女存量三项指标交叉测算,预测结果集中在720万至750万区间。

该数字从国防战略视角来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十年后可征召适龄青年的基数将进一步收缩,未来的义务教育学位、少儿医疗资源、青年住房需求都需要据此重新规划。

国防大学一位研究战略人口的教授去年在内部研讨会上曾提出:“人口结构是国家安全的底层逻辑。”这句话放在当下,更显分量。

第一处变化是新生人口下跌的斜率正在放缓。2024年到2025年新生人口减少162万,这种快速下滑的态势确实引人担忧。

但多数模型测算显示,2026年新生人口减幅将收窄至40万到70万,下跌速度约为上一年的三分之一。这并非生育意愿突然提升,而是两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龙年的集中生育已经提前透支了部分生育需求,二是更为关键的一点:育龄女性存量已经压缩至接近基数底部,进一步收缩的空间十分有限。

育龄群体的基数规模,决定了新生人口的增长上限。当基数收缩至一定水平,跌幅自然会收窄,这是客观的统计规律。

对于时政判断而言,2026年是重要的观察窗口,它将帮助决策层确定,按照“止跌”思路制定未来十五年兵役预测、教育资源配置、医保筹资测算时,合理的假设区间应如何设定。无需期待V型反转,稳住下跌斜率就是积极信号。

第二处变化隐藏在孩次结构中,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其意义比总量变化更为深远。过去五六年,业内一直有“二孩顶大梁”的判断,因为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比一度达到55%左右。

在全面二孩政策的红利期,生育二孩的家庭确实支撑了新生人口的半壁江山。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支撑将发生变化,一孩将重新成为新生人口的绝对主力,二孩占比下降,三孩占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结构切换意味着什么?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大多已有生育经验,对怀孕、产后护理、疫苗接种、学前教育等全流程十分熟悉,对生育成本也已有明确预期。

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属于有经验基础的理性选择。但一孩生育不同。

一孩意味着整个家庭从零开始应对生育相关问题,年轻夫妻第一次面对婚房、月嫂、托育、教育等各项支出,每一项都构成不小的压力。因此当下的90后、95后女性一提到生育便先摇头——并非没有生育意愿,而是没有足够的支撑保障,缺乏心理层面的兜底保障。

与之相伴的另一个隐性趋势是人口高龄化与区域分化。70后、80后群体中,仍有生育意愿且具备经济能力的群体,反35岁以上产妇已成为多胎生育的主要补充力量,占比长期维持在高位。

我国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生育意愿差异,这种“生育温差”将进一步加剧未来区域经济分化,加大公共服务再平衡的压力。第三处变化,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上海政策动作背后的整体布局——政策端已从“倡导呼吁”转向“真金白银投入”。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3300万婴幼儿家庭领取到育儿补贴,覆盖面接近九成。6月财政部追加安排育儿补助专项资金,该项资金同比增长10.6%,总体规模达到1100亿元量级。

这是生育支持政策从“依靠家庭自主应对”到“国家共同分担压力”的姿态转变,尽管支持力度暂未达到极高水平,但政策方向已经相当明确。十天前上海印发的相关通知,正是这一布局中最新的政策举措。

上海将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产、妊娠七个月后的流产处理全部纳入生育保险报销范围,参保孕产妇个人自付费用基本清零。在全国已有28个省份的303个统筹地区实现“分娩零自付”的背景下,这一政策属于一线城市生育保障的加码升级。

目前分娩镇痛已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辅助生殖项目逐步进入各省份医保支付目录,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2.6亿人,已有22个省份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这些资金投入的实际效应体现在何处?

对于稳内需、稳增长而言,这类生育支持政策的转化效率优于多数传统刺激工具。教育领域方面,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教费全额免除,2026年财政部为此拨付专项资金450亿元,覆盖1400万在园儿童。

将上述三方面变化结合来看,能否将生育率托举至人口替代水平?我无法给出肯定保证,也没有人可以做出绝对承诺。

日本用了三十年时间、韩国用了二十年时间推进生育支持,投入的资金规模并不少于我国,但出生率始终在低位徘徊。韩国出生率甚至已经跌至0.7的历史谷底,成为全球人口学研究中的典型负面案例。

但我更关注政策推进节奏与释放的信号:生育率下跌速度逐步放缓、生育孩次结构发生切换、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三项趋势同时出现,说明国家层面已经将人口安全提升至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同级别的战略议题。从军事时政的视角再做补充。

放在整个东亚发展格局来看,哪一方能够率先稳住生育曲线,就能在未来三十年的国力竞争中抢占先机。2026年新生人口720万这一数字,比很多军事装备参数更值得关注。

回到标题提出的问题——生育大局已定?我的判断是:全国新生人口的整体下行趋势短期内确实难以扭转,“定”的判断无法回避;但今年新生人口呈现的三个变化——降速由陡转缓、一孩重回生育主力、支持政策落地见效——每一项都为未来十年的国家治理埋下了积极伏笔。

上海十月一日出台的通知只是开端,后续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大概率会跟进推出同类深度生育保障方案。生育大局是否落定,仍需观察这盘布局后续的每一步推进。

写到此处,我想起一组数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全国新生人口为1275万;2025年全国新生人口为792万,比七十六年前减少了近四成。

当年的新生人口,撑起了我国工业化的第一代劳动力队伍,支撑了三线建设,也支撑了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今天的792万新生人口,以及明年预计的720万新生人口,未来将支撑起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每一位年轻人测算过的生育成本账里,藏在每一份如上海通知般落到实处的政策文件里,也藏在军事时政评论员这类旁观者写下的每一份判断里。生育这件事,从来都不只是生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