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托举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进入发射前最后五秒。此时，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心率，为每分钟72次。
生死一线的出征，常人此刻心跳过百也不足为奇。杨利伟为什么拥有这么一颗“大心脏”？
9月12日上午，在山西省科学技术馆多功能厅举行的“寻访科学家逐梦向未来——科学家故事众创空间·逐梦采风团”主题活动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不仅解答了上述问题，还与科普时报社社长尹传红、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吕春祥一道，通过对话串联起三种人生与同一个起点。
“大心脏”，是天生的吗？
心率每分钟72次，意味着杨利伟非常平静。“当时，杨利伟只想任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申行运解释。
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我国航天员而言，并非一句空话。
“轨道舱火灾！轨道舱火灾！”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就在他取下第二个安全锁挂钩准备固定在舱外把手上时，轨道舱内报警声响起，冷峻的女中音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执行任务，还是“救火”？神舟七号的航天员们迅速做出决策——景海鹏继续操作飞船，刘伯明和翟志刚临时调整实验顺序，先把五星红旗带出舱外。经排查，火灾报警系仪表误报。
“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问神舟七号航天团队：“都着火了，有没有想到回不来？”景海鹏回答：“即使我们回不来了，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那么，这样的定力从哪儿来？申行运的答案出乎与会人员的意料：航天训练最难的一关，既不是体能，也不是野外生存，而是——学习。
成为航天员，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被称为“摘星星的妈妈”的航天员王亚平，进入航天城后整整三年未曾踏出大门一步，每日都在坚持学习。“中国的航天人是白天干，晚上干，节假日也干，星期天也得干。中国航天人是‘5+2’‘白加黑’干出来的。”申行运动情地说。
他告诫来自太原市迎泽区各小学的100余名学生代表：“同学们一定要聪慧加勤奋，不能觉得自己智商高、足够聪明，就可以不学习、不花时间，这样是学不好的，既要有聪明的头脑，还要肯付出时间努力，才能学好知识。”
十五年的路，凭什么三年走完？
这样的“笨功夫”，不止航天员才有。当“笨功夫”沉淀为学术底蕴，“巧创新”便成为突破必然。
2005年春寒料峭时，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接过宇航级T300碳纤维攻关任务。这道“军令状”背后，是横亘在研发者面前的道道难关：其直接生产流程之长无出其右，生产线有3000多个测控点；生产反应温度之高鲜有能及，达1400℃至1500℃，甚至2800℃；涉及工艺专业之多更是少见，有20多个设计专业分类。此外，当时几乎没有可借鉴的可靠资料，从事碳纤维研究的专业人才更是稀少，国内领军人才仅有几位。
日本同行用了15年，留给中国科学家的时间只有3年。“干了死，总比不干等死强。”吕春祥立下军令状，把家搬到距太原市区18公里的小店中试基地。这一搬，就是3年。
那些日子，这双手在3000多个测控点间穿梭，在1400℃高温设备旁排查异常。碳纤维制备涉及上千道工序，任何一个参数的微小波动，都会前功尽弃。吕春祥最久的一次18天没回家，妻子只能把孩子带到基地，让他隔着窗户看一眼。
在扬州生产线攻坚时，条件艰苦，这双手就着咸菜啃大饼，被蚊虫咬得满手背疙瘩，依旧稳稳记录每一组参数。深夜里，这双手攥着笔，目光凝滞在技术图纸上，直到年幼的儿子忍不住提醒：“爸，您眼睛怎么不转了？”
2008年6月的一个清晨，检测报告出炉——性能指标全部合格。这双手颤抖着托起第一缕合格的T300碳纤维，细如发丝，却重若千钧。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宇航级碳纤维技术的国家。“科研是99%的失败，加1%的成功。”吕春祥说，他当时的底气其实来自两头：一头是国家需要——“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另一头是技术积累——“不干，肯定没把握；干了，才有机会”。
今年3月，他在央视《开讲啦》里说过一句话，被孩子们工工整整记进了笔记本：“我们造的不仅是碳丝，更是中国人的底气。”
“向一切失败者学习思想方法”
载人航天、科研工作需要定力，写科普文章同样如此。
尹传红回忆说，大学毕业后，他在某科研所工作了一年，后因热爱写作调入科技日报社。作为一名科技记者，面对院士、科学家，首先要过“对话关”——采访前必须做足功课、勤于学习。
这个道理，他是用一次“教训”换来的。年轻时，他采访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理工科出身的他开口就问：“您这辈子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对方答：“这个问题太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让年轻的尹传红窘迫不已。事后想来，倘若事先熟悉了高先生的学术人生，把问题落在具体处，那场对话本可以是另一番模样。
有了这次教训，再面对采访对象时，他学会了带着知识储备和思考去提问。采访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时，何老便向他讲起一段往事——
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当时国民党飞机频繁袭扰东南沿海，军方将领主张优先发展飞机；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却力主先发展导弹。他分析说：研制飞机涉及材料、发动机、燃料等大量基础科学问题，新中国尚不具备相应基础，没有十年八年难有成效；而导弹是一次性使用的武器，对材料和发动机的要求相对较低，关键在于掌握制导技术。钱学森的分析最终说服了与会的将领和科学家，其意见被国务院采纳。此后，我国加快导弹研制，并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1962年，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对照钱学森当年“没有十年八年难有成效”的判断，六年即建功防空的战果，恰恰印证了他眼光的深远。何祚庥由此感慨：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要源自深邃的科学思维。
临别时，何祚庥院士为尹传红题写座右铭：“向一切失败者学习思想方法。”何老解释说，成功者的路径人人都好学，而弄清失败者缘何失败，便可避免重走弯路，客观上也就向成功迈近了一步。
尹传红说，这段往事让他受用至今——它让他懂得，判断和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思维之上。而在他看来，深邃的科学思维并非凭空而来，背后是经年累月的阅读积累。
他把更多心得归结为两个字：阅读。少年时代，一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让他迷上科学；后来读到阿西莫夫的科普著作，这位作家更成了他“一生的科学导师和人生坐标”。“科学阅读不只是让作文写得好——它能帮你读懂数理化课本里那些浓缩的公式和定理。”尹传红说，更重要的是，科学阅读给人以思想方法和精神滋养，让人学会像科学家那样观察世界、思考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靠的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定力。 记者 梁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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