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天，南昌滨江一处住地，水静一大早赶来吃饭，却没有想到，邀请她的陈毅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想借这顿早餐，见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前一天晚上，杨尚奎夫妇得知陈毅途经南昌，便前去看望。几个人谈起往事，杨尚奎希望陈毅多留几天，顺便听取江西方面的工作汇报。陈毅却摇头说，自己只是路过，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要赶回上海。
谁知刚回到家，水静便接到电话：陈毅请她第二天上午八点前到滨江吃早饭。
这个安排颇为突然。请人吃饭，通常选在中午或晚上，单独请她一人，更让水静摸不着头脑。杨尚奎听完，只说了一句：“你去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水静赶到会客室时，陈毅已经从里屋出来。他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原委：想请贺子珍吃饭，又担心场面冷清，所以请水静作陪。时间很紧，只能把见面放在早餐时。
不久，贺子珍到了。陈毅热情迎上前去，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贺子珍回答说，杨尚奎和江西方面对她照顾得很周到，只要病情不发作，身体还过得去。说到这里，她也提醒陈毅，工作繁重，更要保重身体。
饭菜并不奢华，却准备得很用心。水静后来一直记得，陈毅那顿饭吃得格外香，夹菜、喝粥都很利落，仿佛多年行军生活留下的习惯仍在身体里。
几年后，在庐山的一次聚餐中，水静把这件事悄悄讲给张茜听。不料陈毅耳朵很灵，转过身来笑道：“你们是不是在说我能吃？”水静接话：“那是身体好。”陈毅摆摆手说：“不全是，以前打游击时饿坏了。”
这句玩笑背后，是战争年代真实的生活。根据地遭到封锁时，粮食供应常常中断，连续几天吃不上饱饭，并不稀奇。陈毅把艰难说得轻松，杨尚奎却在旁边补充了几句。陈毅听后大笑：“尚奎同志，你这是揭我的老底。”
早餐之后，陈毅便离开南昌。水静舍不得这次相聚，又央求他留下墨迹。她说，挂在家里，既能留作纪念，也能让孩子们知道父辈曾经共同走过的道路。陈毅听了，笑着对杨尚奎说：“为了要我的墨宝，把事情说得这么重要。”话虽如此，他还是写下了诗句。
水静与张茜的交往，也在这些往来中逐渐深厚。张茜并不是只围着家庭转的妻子。抗战时期，她开始自学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习俄语。陈毅出访苏联时，她曾承担翻译工作，后来还翻译出版过苏联文学作品。
她涉猎很广。做过演员，接触过药物学，也研究服装设计。一次，水静到北京开会，张茜穿着带有罗马尼亚民族风格的服装来访，随后拿出一大摞旗袍设计图，引得众人连声称赞。
有人问她为何设计这些衣服。张茜解释，自己并不常穿旗袍，设计主要是替驻外使节的夫人们考虑。她认为，服装不仅是个人装束，在外交场合还关系到礼仪和国家形象。这个想法，在当时并不寻常。
遗憾的是，几年间，许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剧烈变化。陈毅于1972年1月6日逝世。消息传到江西时，杨尚奎夫妇正处在特殊处境中，连公开发唁电都十分困难。杨尚奎只能托水静转达哀悼，并请她一定去北京看看张茜。
1972年春天，水静到北京后，立即打听张茜的住处。得知张茜因悲伤过度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301医院，她马上打电话联系。张茜听到水静要来，约好让儿子昊苏开车接她。
病房里的一幕，让水静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人。记忆中的张茜聪慧利落，谈吐明快；此时却面容消瘦、身体浮肿，神情十分憔悴。她还不到五十岁，病痛已经在脸上留下了明显痕迹。
张茜没有先谈自己，而是问起杨尚奎的情况。寒暄几句后，她才告诉水静，自己患的是肺癌，手术已经完成一个多月，正在恢复。两位老战友的家属相对落泪，许多话不必说出口，彼此都明白。
临别时，张茜握着水静的手说：“我们是干革命的，要拿得起，放得下。”停了一下，她又叮嘱道：“收拾残局，还得靠这批老同志。”水静点头答应，说以后要陪杨尚奎再来看她。
那次握手，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74年，张茜因肺癌病逝。她留下的，不只是与陈毅共同生活的记忆，还有翻译、服装设计以及在病痛中仍然惦念老同志的那份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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