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重庆旧书市场，记者薛凯和刘雨昕在一个书摊前停了下来。吸引他们的不是装帧，也不是纸张，而是手稿扉页上的一行字：《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这句话，在当时的重庆并不普通。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已经加紧，带有“革命斗争”字样的私人文稿，很可能意味着一段不宜公开的历史。
两人翻看几页，很快认出作者是方志敏。
方志敏曾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担任过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参与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建设。毛泽东曾把他在赣东北的实践概括为“方志敏式”根据地经验。这样一位已经牺牲多年的革命者，手稿却出现在重庆街头，事情显然不简单。
摊主看出两人十分在意，报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500银元。
当时重庆物资紧张，货币秩序混乱。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步推行法币，白银仍在民间交易中拥有较强信用。按当时的物价计算，500银元不是小数目，对报社而言也绝非随手可以拿出的经费。
薛凯留在摊位前看守文稿，刘雨昕赶回《新华日报》报告。报社负责人熊瑾玎听完情况，立即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请示。叶剑英得到消息后，态度非常明确：“这批文稿，要想办法买下来。”
这句话分量很重。
370块大洋，最终成为成交价。对书摊老板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生意；对共产党人来说，买下的并不是一包旧纸，而是方志敏留给党组织的一份自述，是一名牺牲者在敌人牢狱中的思想记录。
方志敏被俘后，曾被押往南昌，囚禁于国民党军法系统的看守场所。国民党方面多次劝降，希望利用他的身份制造影响，但方志敏始终拒绝。1935年8月6日，他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被严密看押的囚犯，究竟怎样写下了这些文字？
方志敏提出要纸笔写东西，看守方面起初以为他要交代所谓“罪行”，便提供了纸张和桌子。方志敏却借此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对党的认识。他知道，生命可能随时结束，能留下文字，便是把亲身经历交给后来的人。
写作并不顺利。牢房潮湿，蚊虫不断，他的身体又因遭受折磨而十分虚弱。写一阵，便头晕目眩；缓过来后，继续写。敌人不时搜查牢房，他只能把已经写好的稿子藏起来，有时藏在墙缝，有时用油纸包裹。
一名年轻看守高家俊对方志敏抱有同情，暗中为他提供纸张、笔墨和药品，也帮助转移部分文稿。方志敏曾对他说：“这些东西不能留在牢里，必须设法交给组织。”高家俊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一件可能牵连性命的任务。
文稿的转移几经波折。有的通过进步人士辗转送往上海，有的则在交通受阻、人员失联后下落不明。方志敏还把部分手稿托付给狱友胡逸民，希望对方获释后寻找鲁迅等人，再转交党组织。
胡逸民后来获释，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在1936年11月把手稿送到上海章乃器家中。章乃器被捕后，胡子婴担心文稿遭到搜查，便设法将其转移。此后，手稿又经过宋庆龄、冯雪峰等人的接力，进入中共党组织的保存渠道。
有意思的是，1939年重庆旧书摊上的那一包手稿，很可能正是当年在转移过程中散落出来的部分。它为何流入市场，具体经手环节已经难以完全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政治犯遗书和手稿被拿去变卖，在当时并非罕见现象。对卖家而言是纸张，对家属和革命者而言，却可能是亲人的最后声音。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后来陆续保存下来，总字数达十多万。1949年以后，《可爱的中国》等作品被广泛传播，成为研究方志敏思想和赣东北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
1985年，党组织将方志敏狱中文稿编入《方志敏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由邓小平题写。至于1939年那场以370块银元完成的抢救，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买卖记录，也让一批原本可能被当作废纸处理的文字，重新回到了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序列之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