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江西瑞金，杨尚昆奉命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那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阶段，前方是不断推进的敌军，后方是争论不休的指挥机关，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会成为一段深厚战友情谊的起点。

杨尚昆此前没有见过彭德怀，却早已听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传闻中的彭老总，能打硬仗，也敢讲硬话。真正见面时，他穿着褪色军装，裤子上打着补丁，绑腿却扎得利落整齐。

彭德怀走上前，握住杨尚昆的手说：“欢迎你来三军团。”杨尚昆坦言，自己对军事并不熟悉，请彭德怀多多指教。彭德怀笑着回答：“没关系，有事情咱们商量着办。”

话不漂亮，却很实在。

杨尚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对军事指挥缺乏经验。彭德怀没有摆架子，而是利用行军、作战间隙给他讲战场形势，讲部队情况，讲为什么要这样部署、那样撤退。杨尚昆慢慢发现，彭德怀并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武夫”，他对敌我力量、地形变化和部队承受能力，都有着清醒判断。

广昌保卫战，正是一次检验。

1934年春，国民党军集中多个师向广昌推进。广昌位于中央苏区北部，距离瑞金不远，是重要屏障。红军被要求坚守阵地，红三军团承担了主要防御任务。敌军有飞机、大炮和充足补给，红军却缺少弹药，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和疲劳迅速积累。

彭德怀到前线观察后，认为广昌地形开阔，缺少坚固工事，红军不宜同敌人进行长期阵地消耗。他把这个意见报告上去，却没有得到采纳。战斗打响后，红军顽强抵抗，阵地几度易手，最终仍因装备、补给和部署等问题失守。

战后，有人把责任推向前线指挥。彭德怀当面指出，敌人能够依靠外援补充武器，红军只能依靠缴获，长期拼消耗根本无法取胜。他说得很重，情绪也很激烈。杨尚昆在旁边劝道：“都冷静一些，先把情况说清楚。”

彭德怀却没有退缩。他对杨尚昆说：“我讲的是事实，问心无愧。”在杨尚昆看来，这句话并非逞强，而是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和战士负责的态度。明知决策存在问题，却为了保全自己而沉默，才是更大的失职。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恶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三军团担负了大量作战任务。长征途中，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杨尚昆负责政治工作，两人配合越来越默契。一个看战场，一个抓部队，遇到紧急情况，常常几句话便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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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会师带来了力量，也带来了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北上还是西进，关系到红军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张国焘曾试图争取中央红军中的一些干部，彭德怀也在被接触之列。

张国焘提出给红三军团补充兵力，并送来物资和钱款。彭德怀没有接受，只说：“部队的困难，不能靠我个人解决。”在他看来，军队不是私人队伍，干部也不能用物资和待遇来拉拢。这个态度，直接而明确。

不久，杨尚昆调往总政治部工作，两位老战友因此分开。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见面不多，但杨尚昆一直关注彭德怀的消息。1947年，毛泽东曾让杨尚昆给彭德怀送信。多年未见的两人再次握手，谈话时间不长，却依然像当年在三军团时那样自然。

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对彭德怀的认识又多了一层。1955年授衔工作中，彭德怀负责有关军队事务。他的侄子彭启超参加革命多年，按资历本应获得相应军衔，但彭德怀考虑到亲属关系，特意将其评定等级压低一级。

彭启超不明白，彭德怀便解释：“因为你是我的侄子，才更要慎重。别人如果认为你是靠关系得到军衔，军队就难以服众。”这件事看似只涉及一个人的待遇，背后却是彭德怀对军队公正原则的坚持。

杨尚昆后来评价彭德怀，最看重的并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的坦荡、正直和无私。他敢在军事决策出现偏差时提出反对意见，也能在涉及亲属时主动避嫌；他脾气急，却不是为个人得失发火，而是把部队安危放在前面。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病逝世，享年76岁。24年后，1998年，杨尚昆撰文回忆这位老战友，写下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