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6日，哈尔滨老巴夺一带天色将暗，松江军区司令员、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卢冬生带着警卫员外出取回一件行李。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普通的公务出行，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
卢冬生原本可以不去。当天，东北局在东大直街一处机关开会，陈云的行李落在道外的办公地点，陈云秘书刘达准备亲自取回。卢冬生见路程不远，便主动说：“我熟悉这一带，还是我去。”
有人担心途中不安全，递给他一把手枪。刘达也曾坚持同行，但卢冬生还是带着警卫员离开了。行李顺利取到，返程途中，两名苏联士兵拦住了他们。
这两名士兵当时驻扎在哈尔滨，行为异常，带有明显醉意。他们先抢夺行李和手枪，随后又向转身离开的卢冬生开枪。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卢冬生当场倒地。警卫员卧倒后顺着坡地滚下，才躲过了第二轮射击。
枪声传开后，附近居民赶到现场。卢冬生没有穿军装，一开始人们只当作普通命案，直到警卫员赶回来，大家才知道死者竟是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消息传回东北局，刘达痛苦万分，连声自责：“要是我去了，也许就不会这样。”
这场意外之所以震动极大，不仅因为死者身居要职，更因为卢冬生并非寻常军政干部。他从南昌起义前后一路走来，经历过根据地斗争、长征和苏联军事教育，正值东北局准备展开大规模建设之际。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卢冬生只有21岁。他在陈赓身边承担警卫和联络工作。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后，陈赓负伤，卢冬生曾设法照料并掩护他脱险。队伍辗转汕头、香港，最终抵达上海。
同年12月，卢冬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奉命护送贺龙、周逸群前往湘鄂西地区。1928年3月，贺龙等人抵达桑植，随后发动武装斗争，卢冬生参与了物资筹措、人员联络等工作。
那时的交通员，绝不是传递几封文件那么简单。敌占区、封锁线、盘查哨，任何一处出了差错，都可能被捕。卢冬生熟悉湘鄂一带的道路和民情，常用化装、绕行和夜间行军避开敌人，多次完成险重任务。
进入红军主力后，他先后担任手枪连连长、营长和团长。手枪连承担警卫、侦察以及突击等特殊任务，人员少，要求却很高。卢冬生重视近距离射击、刺杀和快速集合，带出的部队行动果断，纪律严整。
1932年，湘鄂西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红军主力转移，卢冬生一度留在敌后。他把剩余力量编成小股游击队，在荆门、远安一带破坏敌军交通，袭击哨卡，切断通信。粮食不足时，战士们只能依靠野菜和有限的群众接济。
1933年，游击队重新与红军主力会合，卢冬生担任教导团团长，后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二方面军的转战仍在继续，他带部队承担突击和掩护任务，在湘江等地的艰苦行军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长征并没有把他的军事生涯推向终点。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使他更加重视部队组织、后勤和基层指挥。相比只会冲锋的将领，卢冬生更擅长在兵力不足、环境恶劣时维持队伍完整，这也是他后来受到重用的原因。
1939年，卢冬生被派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那所学校重视军事理论、参谋业务和现代作战训练，他在那里接受了较系统的教育。毕业后，他又被安排到苏联远东地区，参与东北抗日联军相关教导工作。
日本于1945年8月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后，东北局势迅速变化。中共中央调集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哈尔滨成为重要城市。卢冬生于同年9月回国，承担哈尔滨及周边地区的治安、部队整编和秩序恢复工作。
他面对的并不是一座已经安定的城市。日伪统治刚结束，地方武装、残余敌对势力以及不同方面进入东北的军政力量交织在一起。枪支流散，交通混乱，接收与建设同时展开，卫戍司令员肩上的责任极重。
卢冬生遇害后，东北局领导陈云、彭真、张闻天等人立即关注此案。中苏双方都意识到，苏军人员在哈尔滨枪杀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影响远超一起治安案件。案件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要求苏方查清经过，严惩肇事者。
遗憾的是，真正执行抓捕时已困难重重。两名涉案苏军士兵很快失去踪迹，案件没有形成完整的审判结果。苏方虽表态查办，卢冬生家属和中国方面却始终没有等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卢冬生牺牲时37岁。哈尔滨地方党政机关为他办理后事，遗体曾停放在极乐寺，后来安葬于农学院林场，墓碑上刻着“卢冬生烈士之墓”。一位从南昌起义走出的年轻战士，就这样倒在了抗战胜利后的哈尔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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