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豫皖苏地区一处农家院内，邓小平正在屋中主持作战会议，院外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声音又脆又亮，几名警卫员当场散开，屋里的讲话也停了下来。没有敌情，是崔来儒手中的一支小手枪走了火。
这不是普通的枪。
枪身小巧，银光闪闪，制作十分精致，平时用红绸包着，轻易不在人前展示。它原本属于邓小平，后来由崔来儒负责保管。对这名年轻警卫员来说，枪不仅是武器，更像一件不能出差错的托付。
那天，几个首长警卫员在院子里谈论各自的手枪。缴获来的新枪，谁的成色好，谁的扳机顺，谁的枪不容易卡壳，大家都能说出几分门道。崔来儒手中那支枪，被他们称作“中野第一枪”，自然成了议论的焦点。
起初他并不愿意拿出来。
“只看一眼，又不动你的枪。”
架不住众人起哄，崔来儒才小心地打开红绸包。枪到了手里，他先翻看枪身，又做了装弹、退弹的动作。年轻人有些得意，手腕一抬，枪口随之朝上，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砰！”
枪膛里竟然还有一发子弹。
所幸现场没有人员受伤，但事情的性质已经很清楚。总前委正在研究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部署，警卫员却在会议地点附近玩枪走火，哪怕没有造成后果，也不能当作小事处理。
邓小平听到报告后，立即作出决定：“关禁闭。”
命令传到崔来儒耳中，他一下子愣住了。警卫员们平时跟随首长行动，既要负责安全，也要照料行程、文件和生活细节。崔来儒自认为一直尽心尽力，关键时刻也没有退缩，没想到一次失误，竟然当众受到处罚。
附近没有现成的禁闭室，只能临时腾出一间堆放农具的偏房。房东老人和崔来儒熟悉，起初不愿意把人关进去，后来在军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才勉强打开房门。屋里尘土未清，崔来儒进去后，心里的委屈也跟着涌了上来。
当时没有统一的计时设备，禁闭时间常用燃香计算。他点燃一炷香，盯着烟头慢慢烧短，越想越不是滋味。枪是走火了，可毕竟没人受伤；邓政委平日里又由自己贴身警卫，难道连这点情面都不讲？
想着想着，眼泪掉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崔来儒早年其实不喜欢当警卫员。战场上的战士可以冲锋杀敌，警卫员却常常要检查道路、传递文件、照看马匹和枪械，琐碎得很。那时的他年纪轻，总觉得这样的工作离真正的战斗差了一截。
1942年，左权参谋长在山西辽县麻田一带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给崔来儒留下了极深的刺激。那一年，他还是一名十六岁的警卫员，亲眼经历了突围和战火，也始终把没有保护好首长视为心中的遗憾。后来，他对“警卫员”三个字的理解，已经不再只是站岗和跟随。
左权牺牲后，崔来儒先后承担过其他首长的警卫工作。一次人员调动中，他原本准备随滕代远同行，却因飞机载重有限被留了下来。首长离开后，他蹲在一旁哭了很久。有人通知他交枪、下连队，他却紧紧护住腰间枪套，因为那里面装着左权使用过的手枪。
“枪不能交，我还要当警卫员。”
这句话，反映的不只是孩子气的倔强。对崔来儒而言，枪和首长之间有着特殊联系，也让他意识到，贴身警卫并非没有战斗，而是把危险挡在首长身前。
后来组织安排他给邓小平当警卫员，他却有些害怕。邓小平在部队中以办事果断、要求严格著称，崔来儒担心自己做不好，更怕挨批评。初次见面时，邓小平看他年纪不大，便问他多大。崔来儒报出年龄，还特意补了一句自己力气大、打过仗。
邓小平笑着说：“个子小，未必担子轻。”
一句话，让拘谨的气氛缓和下来。随后，邓小平把那支精巧的小手枪交给崔来儒保管。第一次见面便交付重要物品，这份信任让他十分意外，也让他从那天起更加看重自己的职责。
因此，1948年的这次走火，邓小平没有因为熟悉而放松尺度。禁闭室里，第二炷香将要燃尽时，邓小平亲自走了进来。
“你是我的警卫员，枪走火了，能不处理吗？你我关系特殊，必须严格。”
声音不高，话却很重。崔来儒低着头，没有辩解。邓小平随后交给他一批电报，转身准备离开，却看见桌上原封未动的饭菜，便问他是不是还没吃饭。
崔来儒点头。
“饭先吃，电报我去送。”
说完，邓小平拿起电报走出偏房，径直向机要部门走去。屋内只剩下崔来儒和那支尚未收好的枪。方才的委屈没有立刻消失，但他已经明白，严格处罚与日常关照并不矛盾。对一名警卫员来说，枪口不能朝向危险之外的任何地方，哪怕只是一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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