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南京金陵饭店二楼大厅,许世友站在一幅《旧时燕子》前,看了很久。画中没有战场硝烟,也没有将军戎装,只有青坡、老牛、牧童和飞燕。可偏偏是这幅画,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停下了脚步。
画面取意于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的野草,夕阳下的燕子,都在提醒人们:繁华会变,人物会散,旧日王谢堂前的燕子,最终也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许世友看到的,或许不只是诗意。
他出生于1906年,河南新县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谋生,也做过放牛等杂活。画中的牧童、青山和牛背上的身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段日子并不富裕,却是他人生最早接触山野、劳作和苦难的岁月。
据相关回忆,许世友当时对范曾说:“这画,有我小时候的影子。”
一句话不长,却让画作者范曾记在了心里。艺术家的敏感,往往就在这种不经意的停顿中被触动。范曾原本打算专门为许世友创作一幅作品,以表达敬意,但因为事务匆忙南下,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逝世,终年79岁。
消息传来后,范曾十分悲痛。他以许世友少年时期在少林寺附近牧放的经历为题材,赶绘《牧归图》,并将画作赠给许家。后来,这幅画挂在将军灵堂中,成为家属悼念故人的一件特殊寄托。
也正是这段缘分,牵出了碑文题写一事。
许世友家属认为,范曾既然理解将军的身世,也曾以画寄托哀思,那么由他来完成碑文,似乎比单纯请一位书法家题字更合适。这个想法得到有关方面认可,但治丧工作此前已有安排,原定请著名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碑文。
武中奇在书法界声望很高,尤其擅长楷书、行书和榜书。由他题写革命将领墓碑,按常理说并无不妥。田普拒绝这一安排,并不是否定武中奇的艺术成就,而是认为碑文不能只看字写得好不好,还要看题写者是否真正理解许世友这个人。
田普的考虑很直接:许世友生前偏爱范曾的画,范曾又恰好画过与他少年经历相关的作品。让这样一位与将军有过精神交流的艺术家来书写碑文,可能更能写出许世友身上的独特气质。
这不是一般的墓碑题字。
许世友的一生,既有农家子弟的坚韧,也有军人的刚烈;既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他不属于那种可以用几句概括性语言轻轻带过的人物。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身后事也有自己的坚持。中央曾研究决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逝世后实行火化。许世友却明确表达过土葬愿望,并希望身后仍归于土地。这个请求与他的出身、性格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后来得到特殊批准。
因此,碑文既要写出他的革命身份,也要容纳他的个人性格。它不能只有规范的政治评价,还应当有沉着、厚重、刚劲的气势。田普看重的,正是范曾可能在笔墨之外把握住这一点。
范曾接到碑文稿后,面对的并非普通创作任务。碑文内容由有关方面审定,文字庄重严整,评价明确,写的是许世友作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和军事指挥员的历史贡献。书写者必须尊重原文,不能任意增删,却又要通过笔势表现人物分量。
落笔时,字体需要端正,更要有力量。
据记述,范曾写下“许世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军的一代名将”等文字。笔画舒展而有冲击力,结构沉稳中带着峻拔,既符合碑刻需要,也接近人们对许世友的印象。
碑文写成后,范曾没有立即停笔。他又题诗一首:“托体青山百战身,将军羽化播芳馨。当年牧放少林侧,泼墨今朝有泪痕。”
诗中最关键的,不是“百战身”,而是“少林侧”。从少年牧牛,到投身革命;从山野贫童,到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一生的起点和归宿,被浓缩在这几个字里。田普当年拒绝原定人选,所坚持的正是这层意味:碑文不仅要记录功绩,也要写出一个人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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