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分量很重。冯玉祥并非共产党人，也不是始终与蒋介石对立的政治人物。他一生经历过北洋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谈判，立场几经变化，却在民族危亡和内战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清晰判断：外敌当前，不能把枪口始终对着中国人。
真正改变冯玉祥政治态度的，是“九一八”事变。1932年10月，他到达张家口不久，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全国团结抗日。这一步并不轻松，因为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的西北军已经瓦解，手中没有昔日的兵力，能够依靠的主要是旧部关系、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察哈尔抗战规模有限，处境也十分艰难，却让各方看到了他的选择。他不仅联络旧部，还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争取东北抗日武装共同抗敌。对毛泽东而言，冯玉祥的价值不只在于能带兵，更在于他公开反对“攘外必先安内”。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与共产党人的接近，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立在完整的政治认同上。1936年，民族抗日情绪高涨，毛泽东曾致信冯玉祥，肯定他在抗日问题上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判断，冯玉祥在国民党内部具有特殊影响，应尽力争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时，冯玉祥支持停止内战、实行合作。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创办印刷机构，翻印和传播抗战书籍，包括《论持久战》等著作。1938年《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冯玉祥曾为报纸题词；1940年，他又题写“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这种来往逐渐变成了信任。1941年冯玉祥60岁生日，《新华日报》用整版刊登祝寿文章和各界贺词，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发来贺电，周恩来还撰写了祝寿文章。冯玉祥看到报纸后十分感慨，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先生也。”
这份信任并非停留在纸面上。周恩来曾安排中共党员在冯玉祥身边协助工作。冯玉祥有一次悄悄问：“周先生，我身边谁是共产党？”周恩来没有直接泄露组织秘密，只说要回去查一查。几天后，冯玉祥收到一张写有几个名字的纸条，其中包括他颇为信任的参谋小周。
后来小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冯玉祥十分焦急，亲自向何应钦交涉：“你要是再不放人，我就坐到军政部去！”这件事说明，冯玉祥与共产党之间已经不只是政治上的相互利用，而是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个人信赖。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谈判。冯玉祥不便亲自到机场，便让夫人李德全前往欢迎。毛泽东随后主动到冯宅拜访。两天后，冯玉祥回拜未能见到毛泽东，便把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名片珍藏起来。
几次接触中，冯玉祥表现出的不仅是礼节，更有明确的保护意识。一次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汽车陷入路沟，冯玉祥亲自下车帮忙，车辆无法脱困，便让毛泽东等人改乘自己的汽车。为保证安全，他还一路陪同护送。
几天后，冯玉祥在康庄寓所设宴款待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宴会通常不备烟酒，但考虑到毛泽东抽烟、饮酒，他临时破了规矩。毛泽东打趣说：“今天可是坏了冯先生的规矩。”冯玉祥回答：“你是贵客，请随便吧。”
和谈之后，冯玉祥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6年9月被解除军籍，后来以考察名义赴美。美国期间，他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最终被开除党籍，并被迫离开美国。此时的冯玉祥已经66岁，政治处境和个人安全都十分严峻。
1948年，他接受邀请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7月，他在苏联方面协助下登上客轮，准备经苏联返回中国。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发生火灾，冯玉祥不幸遇难，李德全受伤获救。毛泽东随即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电，并因李德全获救和受伤一事再次发电慰问。
李德全养伤期间表示，身体恢复后仍要回到中国，继续参加民主事业。两个月后，她抱着冯玉祥的骨灰回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北平举行冯玉祥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并致悼词。1953年10月，冯玉祥骨灰安放于泰山西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题写挽联，郭沫若题写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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