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这辈子，嘴上不饶人是出了名的，但真正让他公开撕破脸、指名道姓去“为难”的人，掰着指头数得过来。冯至，就是其中一个。
导火索是一本杂志，和一个侦探小说。
一本杂志惹出来的“泼天大祸”
搁今天看，登个侦探小说算多大事？可在那会儿，这事捅了马蜂窝。
钱锺书杨绛为什么坐不住了？
钱锺书是《译林》的编委。当初杂志创办的时候，主编李景端请了一批江苏籍的名家来撑场面，钱锺书一开始还推辞了，说自己“才疏学浅，难当重任”，后来是杨绛和戈宝权做了工作才答应下来。
按理说，杂志被批评，编委顶多私下叹口气。可钱锺书夫妇的反应完全不是这样。
为了表明立场，《译林》在扬州开编委扩大会的时候，钱锺书和杨绛罕见地联名写了一封贺信。这对夫妇一辈子低调，极少公开站台，这次却破了大例。
冯至到底哪里得罪了钱锺书？
表面上是为了《译林》，但根子恐怕比这更深。
钱锺书是那种真正沉浸在学问里的人，不搞政治，不站队，一心读书写书。冯至不一样。他是鲁迅器重的弟子，左翼阵营出身，“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鼎革之后一度非常风光。
一个“纯儒”，一个“左派”。一个往后退，一个往前走。两人在新体制里的位置，有亲疏内外之别。
钱锺书对冯至的评价，后来留下过一句特别刻薄的话。有人提到冯至，他摇头说了两个字：“风派。”
“风派”是什么意思？就是看风向行事，哪边风大往哪边倒的人。在钱锺书眼里，冯至身上最让他看不上的，恰恰是那种“随时准备上纲上线”的做派。
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的？
冯至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这封信告得有点小题大做了，给下面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会后，他把江苏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李景端请到家里，当面表示了歉意。
道歉了，但裂痕已经留下了。
有意思的是，钱锺书虽然在私信里把冯至讽刺得体无完肤，但他在公开场合对冯至的学术成就并不是全盘否定。有同事回忆，钱锺书对同辈学者最高的赞誉是“清通”二字，而当得起这两个字的，冯至就是其中一位。冯至写的《杜甫传》，钱锺书也“惊佩为奇作”。
这就很钱锺书了。他讨厌的是冯至那套“告状”的做法，讨厌的是那种借政治权力来压制不同声音的作风。至于学问本身，好就是好，他不会因为不喜欢一个人就否定人家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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