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抗战史，都会有一个疑问，常年标榜严格治军、强调绝对服从的日军，为什么在侵华战场上会出现大规模烧杀抢掠、残害平民的行为？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军从上到下，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军纪很差？
事实上，日军各级官兵不仅清楚自身军纪存在严重问题，高层甚至长期公开对此感到焦虑，底层士兵也大多默认部队的混乱乱象。
只是日军的制度体系、战争逻辑，最终彻底纵容了军纪败坏的现状，让明文军纪沦为一纸空文。
冈村宁次算是侵华日军里级别最高、也最有“反思”姿态的人物之一。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至汉口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式制止，恐已无济于事。”
他还说过，“我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得知日本兵已不是从前的‘神兵’，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为之感到叹惜。”
这些话不是中国人说的，是日军自己最高层指挥官的原话。
冈村宁次还记录过一个细节。
1938年10月，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说，当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恳求日军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这四件事，那么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都照办。
冈村派人调查，仅强奸暴行就发生了20件，而且一个犯人都没抓到。
偶尔抓到正在实施强奸的士兵，还被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由强行要走了。连冈村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承认：“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
松井石根也一样，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南京的军纪问题，承认“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
但他用的措辞是“少数人员”“在所难免”，把大规模的暴行轻描淡写成个别人的失控。他确实开过会训过话，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措施。
1937年12月18日，松井本人就在南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天中山陵建筑物被烧、军官带队强行进入难民区强奸等暴行，这些松井不可能不知道。
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日军随军法务官的记录。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到之处恣意强奸，不以掠夺、放火为恶事，作为皇军，这实在是难以言表的可耻。”
一个日军自己的法务部长，用“难以言表的可耻”来形容自己军队的行为，这已经不是“有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了。
小川还记录了一个具体案件：第六师团五名士兵在乡间劫持了多名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女子，在空宅中恣意强奸，劫持时还枪杀了逃跑的55岁女子，射伤另一人。
而小川的评语是“违反军纪，不逞之极，让人无话可说”。
但问题在于，这些认识几乎都停留在“知道”的层面。
日军并非没有军纪约束机制，宪兵、军法会议、法务部这些机构都存在，但这些机制根本运转不起来。
小川关治郎自己就发现，中支军军法会议日志里正式记录的案子，跟实际调查的情况出入很大。
他特别注明，一起杀死3人、杀伤3人的案件，到了正式案卷里变成了1死1伤。
也就是说，连日军自己的司法记录都在系统性地掩盖暴行的严重程度。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日军内部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
日军等级制度极其森严，上级对下级可以随意打骂体罚。但反过来，一旦到了战场上，远离上级的约束，士兵就会把在国内和军营里积压的压抑感发泄到中国平民身上。
日军士兵中村义夫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要把在国内所受到的闷气到彼地去伸吐个痛快罢！”此种心态不是个别的，它反映的是整个日军教育体系的问题。
在基层士兵的日记里，暴行被当成日常来记录。中村义夫写道：“为试新刀，杀掉几个中国俘虏像家常便饭。扫荡掠夺，建立慰安所的场面不时出现。”
日记的语调都很平静，没有不安，没有犹豫，说明施暴者在心理上已经完成了对暴行的“正常化”。
那日本国内知不知道这些事？也知道，但官方在刻意封锁。
随军作家石川达三根据在南京的见闻写了一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因为揭露了日军暴行，被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罪名起诉，判了监禁。
日本当局还严格查禁回国官兵传播有关南京暴行的“流言”。与此同时，日本媒体上则充斥的是“皇军威武”“解放亚洲”的宣传。
而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前线的士兵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后方的民众却被蒙在鼓里。在军队高层，像松井石根这样的人，明明知道暴行在发生，却选择用“在所难免”来为自己开脱。
更有意思的是，日军内部对军纪问题的讨论本身也带着一种扭曲的逻辑。有人把军纪败坏归结为补给不足，冈村宁次就持这种看法，认为官兵素养下降和得不到充分补给是重要原因。
但第十军法务部的记录显示，很多暴行跟补给没什么关系。强暴、放火、滥杀，这些跟吃不饱饭是两回事。
所以说，纵观整个十四年抗战，侵华日军从来不存在“不知军纪败坏”的情况。
从将帅到士兵，全员都清楚自身行为违规失序，只是军国主义的极端洗脑、弱肉强食的战场法则、双重标准的执法体系，彻底消解了军纪的约束作用。
所有侵华日军的施暴者，都清晰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依旧在侵略利益和扭曲心态的驱使下，持续制造战争惨案，这也是日军侵华暴行无法被洗白、不容被淡化的核心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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