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在《天涯》2026年第5期“作家立场”栏目中，我们策划了“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小辑”。鲁迅，是说不尽的，仍要继续言说。202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孙郁、刘春勇、黄坚三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不断深掘鲁迅及其文本，让我们看到，鲁迅如何以其深邃思想与强韧精神穿透历史迷雾，至今仍然给予我们启迪。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5期“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小辑”中黄坚的《鲁迅早年经历的密集死亡事件》一文，以飨读者。
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小辑
《天涯》2026年第5期
鲁迅早年经历的密集死亡事件
黄坚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里，死亡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孔乙己》预示了孔乙己之死；《药》可以更名为“小栓和秋瑾之死”；《明天》写了单四嫂子之子的死；《阿Q正传》可以易名为“阿Q之死”；《白光》写了陈士成之死；《祝福》是祥林嫂之死；《在酒楼上》写了小兄弟迁葬和顺姑的死；《孤独者》写了祖母的死；《伤逝》里有子君之死；《弟兄》里写了对于死亡的警惧和忧虑。此外，《野草》里也有不少涉及“死”的文字，如《题辞》《复仇（其二）》《过客》《死火》《墓碣文》《立论》《死后》《淡淡的血痕中》。鲁迅的杂文里更不乏涉及死亡的篇章文字，不胜枚举。
至于本文标题所说早年，这里特指1912年以前（含1912年）。为何特指1912年以前？这当然是一个纯属个人主观性的设定。我认为鲁迅的一生，可以1912年入教育部和1918年撰写与发表《狂人日记》为界，1912年以前（基本在清末范围），为早年或者说早期；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后为中后期（大致又可分为以北洋时期为中期，以最后十年为后期或晚年）；1913年至1918年，则可看作过渡期，或者说是文化与思想鲁迅诞生前的沉淀准备期。
鲁迅笔下众多文字作品中的种种死亡意象与表述，固然是他文学创作中某种现代性意识的反映，同时，它们又是鲁迅在实际生活中曾经遭遇过的一些死亡事件的某种精神与心理的特殊结晶。本文所说，专注于鲁迅的早期经历和遭遇。
众所周知，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来自他的母亲鲁瑞的姓氏。那鲁瑞的“鲁”又从何而来呢？自然是来自她的父亲，也就是鲁迅的外公鲁希曾。
鲁迅的母亲 鲁瑞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鲁迅和他母亲的关系非常深厚且良好，不过鲁迅好像从未提到过他的外公（至少在鲁迅笔下，要知道鲁迅写过不少有关自己童年回忆的文字），但周作人和周建人对于他们的外公，都有所提及。
外祖父晴轩公，名希曾，是前清举人，在户部做过主事，不久告假回家，不再出去，他于甲申年去世……他有两个儿子，长字怡堂，次字寄湘，都是秀才，还有一个小孩们叫做“二舅舅”的，即是所说的侄儿，其名号却是忘记了。孙是怡堂的儿子，名佩绅，二舅舅的儿子名为佩紫，都比鲁迅要大三四岁。晴轩公的三个女儿，长适啸唫乡阮家，次适广宁桥郦家，三适东昌坊口周家……
（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北京出版社，1999年）
寥寥几笔，就把他外公本人及其家庭子女的简况，勾勒清楚了。
由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书，用不少文字，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鲁希曾的家世情况，以及周、鲁两家的联姻经过。
但鲁迅却像是“置身事外”者，尽管鲁迅这个名字的“姓”，实际上来自他的外公。
外公去世那年，鲁迅只有三岁（虚岁四岁）。三四岁的年纪，一般人刚刚开始有记忆，或者还没开始有记忆。从这个角度说，鲁迅后来从未提到过他的外公，似乎也不难理解。不过周作人曾经说到过鲁迅早年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知堂回想录（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页）。而外公去世时，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还没有出世呢。
外公去世后的第四年（1888年，一说是1887年），那时候周作人已经出生，鲁迅母亲又为他们生下一个妹妹，取名端姑。不幸的是，这个女婴当年就夭折了。许寿裳为鲁迅撰写的《年谱》中有：“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92页）
这应该是鲁迅生平第一次面对死亡而主动有意识地流露自己的悲伤感情。这时鲁迅已是七八岁的年纪。
可以说，在十岁以前，亲人的死亡，对于年岁尚幼的鲁迅来说，只是偶发和零星的事情，他还难以真正感受到死亡所造成和带来的某种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然而从曾祖母戴氏的去世开始，情形就陡然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巨变。它以极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拉开整个绍兴覆盆桥周氏家族——当然包括鲁迅在内，而且鲁迅所遭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所表现出的反应，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焦点——所有人的人生遭际里一道沉重的序幕。在这道序幕后面，将呈现出一幅幅让人眼花缭乱、纷繁复杂、新旧交替、生死纠缠、悲欢离合的众生相。
曾祖母戴氏去世时，鲁迅已有十二岁（虚岁十三），虽然鲁迅后来似乎也未曾在自己笔下直接提到过曾祖母，但事实上他们有过十分亲近的生活接触，周作人留下了一笔关于鲁迅和曾祖母之间十分有趣的画面：
平常她（曾祖母）总是端正的坐在房门口那把石硬的太史椅上，那或者是花梨紫檀做的也说不定，但石硬总不成问题，加上一个棉垫子也毫无用处，可是她一直坐着，通年如此。有时鲁迅便去和她开玩笑，假装跌跟斗倒在地上，老太太看见了便说：“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赶紧爬了起来，过了一会又假装跌了，要等她再说那两句话，从这个记忆说来，觉得她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鲁迅的故家·曾祖母》）
曾祖母去世时，周作人已有八九岁，周建人也有了五六岁，所以在他们的书里，都有不少对曾祖母的回忆和描写，而鲁迅貌似又一次“置身事外”。然而若细加考究，事实并不然，据学者考证，小说《风波》里那位著名的九斤老太太，就是以鲁迅的曾祖母戴氏为人物原型。可见，鲁迅从未在笔下提到过自己的曾祖母，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鲁迅为曾祖母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也安排了一个位置。
鲁迅的曾祖母于壬辰年的除夕（1893年2月16日）去世，其子即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从北京返乡奔丧，丁忧守孝期间（此时已是农历癸巳年），恰逢来年（甲午）有恩科科举考试（为庆祝慈禧生日），因此乡试也要相应提前一年，于是周福清利用科场关系，意图舞弊，结果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被判斩监候，给自己和家族惹下弥天大祸。不过从直接后果来看，却似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至少周福清本人在牢里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此事对周氏家族，对鲁迅来说，切切实实产生了如雪崩和泥石流般的巨大冲击与深远影响。溯其根源，自然要以鲁迅曾祖母的去世为其引线和源头。鲁迅后来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文字里，每每写到十一二岁这个年纪，其实就是以曾祖母的去世之年为界。
鲁迅的曾祖母去世同年，他的大姨父阮士升也去世了。
鲁迅的外公外婆育有二子三女，其中长女鲁琪嫁到啸唫乡的阮家，其夫即鲁迅的大姨父阮士升。
周建人曾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过：“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因此，任何来自兄弟和姐姐家庭的变故，都必然会影响到鲁瑞的心理和情感波动，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母亲在鲁迅的心目中，终其一生，始终都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前排左至右分别为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至右分别为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1921年 摄于上海）
曾祖母去世的第二年，鲁迅的小姑康官去世了。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前后有过两位正式妻子（正房），前者姓孙，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即鲁迅的大姑，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孙氏去世后，周福清续娶蒋氏。蒋氏育有一女，即鲁迅的小姑。据周作人书里说，小姑只比鲁迅大十三岁，和鲁迅他们几兄弟的感情极好，性情和善，大家都跟着她玩游戏、说故事。她出嫁那天，小孩不让她走，有的（周建人说就是周作人）钻进她的花轿，要跟她同去。小姑嫁给东关的金家，夫妻关系很好，跟婆婆的关系则有些别扭。周福清入狱，金家稍有闲言碎语，他不悦，说要与金家断绝往来。小姑起初育有一女，后再怀孕，终因产后染病而死，男婴也不保。小姑生命弥留之际，病中谵语，说有红蝙蝠来迎接她。十三四岁的鲁迅为小姑写了一篇祭文，文中“或是诘责神明”，声讨红蝙蝠，说这红蝙蝠到底是神明还是魔鬼，“为何不使好人得寿？”“语多不逊”。
显然，小姑是一位温柔善良、热情活泼、给人以亲近美好的青年女性。她的短暂生命和不幸离世，第一次让鲁迅真切感受到生离死别带来的强烈冲击和伤痛。周作人所说的那篇作文（讨红蝙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鲁迅最早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它或许可以看作是鲁迅文学生涯的滥觞。
如果说未足岁的妹妹端生的夭折，年仅七八岁的鲁迅在屋角暗泣，更多是出于一种孩童的天性，他还不太可能真正触及和感受到死亡的意义与沉重。那小姑的去世，此时已有十三四岁的鲁迅，就已经表现出一位少年对于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的最初觉醒和意识。他开始以悲愤的言辞，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如果说曾祖母的辞世，对鲁迅产生的影响是巨大但同时也是间接和客观上的，那小姑的死亡就是死亡第一次在鲁迅的主观精神世界里，激发出了刺眼的光芒。
我一直觉得，小姑可能是鲁迅生命中最早出现的一位美好的青年女性形象。
小姑去世后，金家为她在长庆寺做了水陆道场。年少的鲁迅去了现场。回家后，他告诉父亲，寺里的佛像有很多手（实即千手观音像），有的手里拿着的是骷髅。周作人在《故家烟与酒》中说他当时不懂这个字义（骷髅），“问清楚了之后乃大感恐怖，第二天到寺里不敢再去看大佛了”。
鲁迅后来（1926年）写《五猖会》，其中写道：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这里反复出现了东关的字样，但没有出现小姑。然而东关正是小姑家的所在地。所以我认为，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小姑，但却有小姑的身影在其中。
周作人后来在鲁迅日记里，看到记有小姑的忌日，“可见他也是很久还记忆着的”。
《呐喊》里有一篇《白光》，主人公名叫陈士成，周作人说“这人本名周子京”（《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县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周子京的父亲和周福清的父亲是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很近。不仅血缘关系很近，他们在新台门里住得也很近，周福清家住在黄门内，周子京住在蓝门里，两家可以说是近邻，“对门只隔一个明堂”。
周作人在《人物发狂》中说：“子京的一生大事可以说只有教书、掘藏以及发狂。”
其实还应该加上科举考试，《白光》一开头，写的就是县考之后发榜的事。本来，周子京的父亲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失踪，战乱平息后，被朝廷赏给云骑尉世袭罔替，这样周子京就可以秀才的身份直接参与乡试（考举人），但周子京偏要自己亲自参加考秀才的县试——真正从起跑线开始。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始终是名落孙山，就像《白光》开篇写的那样，终其一生，周子京都只是一个老童生。
所谓教书，指周子京曾开馆设塾。私塾起先就开在宅院里，因为近在咫尺，周伯宜就把鲁迅送去他那里，这样周子京就成了鲁迅的启蒙老师。但这位启蒙老师的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周作人在书里列举了好几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最后鲁迅在他那里“支持”了一年，就转到三味书屋去了。
掘藏是指周子京在自家院屋里挖宝。这件事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书里，以及周冠五所著的《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里，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小说《白光》也写得颇为精细传神。这件事说明当时周子京的精神已出了状况，开始走火入魔。掘藏和发狂，其实是一体两面，互为原因的。
《白光》最后写周子京落水而死，写得极为简略。事实上周子京最后的命运结局，要比小说写的惨烈得多，如自批巴掌，用前额磕墙，拿剪刀戳破喉管，在胸前刺上五六个小孔，用纸浸煤油点火，伏在上边烧了一会，再从桥边投入水里，高叫曰“老牛落水哉”（详见《子京的末路》，《鲁迅故家的败落》里有大致相同的叙述，但写得更加具体而细致，画面感比周作人的散文笔触还要更清晰鲜明，见书中108页）。
时隔近三十年后，鲁迅将这位叔祖作为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写成了一篇白话小说。
周建人在说到周子京的命运结局时，有一句话：“子京公公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周子京死于1895年的夏天。
他的死，可能影响到了周伯宜的死。
周建人说：“莫非子京公公的惨死，对他（周伯宜）是一个极深的刺激？”
周子京有两个儿子，不知为何，很早就逃离了家门，后来都早早死在了外面，只留下周子京年迈的老母，孤身一人，仍旧住在新台门的蓝门里，和鲁迅家隔壁。
小姑病逝，是鲁迅父亲去给她穿的敛衣。周建人说，“他为自己的异母妹尽了最后的一点心意”。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周伯宜就由他人给穿上敛衣，放进了棺材里。
周福清为母奔丧，守孝期间犯案，被判斩监候，就在全家连年为他忧心忡忡，不知何时被斩时，周福清在牢里安然无恙，他的长子周伯宜却病逝了。
鲁迅后来在《父亲的病》一文中，追述了他父亲从生病到辞世的经过。文章的结尾部分，想必给不少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当时年少的鲁迅，在身旁人的催促下，面对弥留之际的父亲，不停地呼叫“父亲，父亲”，他后来认为这是自己对父亲犯的最大的错。
《父亲的病》一文，以主要的篇幅，叙述了十五六岁的鲁迅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父亲买药和寻找药引的艰辛过程。这件事情对鲁迅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艰辛不易，其最核心是鲁迅在此过程中，对人心、人性和人生的深刻感受和领悟，它成为鲁迅走向早熟的“催化剂”。
周伯宜在1896年的深秋去世。
周建人后来说，父亲一去世，从此以后，“我的大哥代替我的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了”。
拙著《桃花树下的鲁迅》的末尾一句是：
就像周福清挥舞八角铜锤追打四七。
四七是谁？
四七的曾祖父和周福清的祖父是亲兄弟，所以从鲁迅这一辈来看，可说是远房；不过也不算是很远，细论起来，毕竟没出五服。
周作人说：“（四七）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周福清点了翰林，住宅和祠堂门口悬挂的匾额上的二尺见方的大字，都是四七写的，周作人小时候看了，心里一直很佩服。直到写匾额这事过了二十多年，四七已经人老手抖，周作人觉得他写的字，依然很好。大概就是这些方面的原因，1875年，周福清赴江西任县令，曾带四七前去，但没多久，四七就被打发回了绍兴。
回来后的四七，仿佛“脱胎换骨”似的，从此走了一条颓废路线。他一手端酒，一手捏烟管，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一副瘪三气，这成了他的常态模样。四七长年累月，既不谋事，也不结婚，就这样一个人每天泡在烟（鸦片）酒里，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嘴里总是唱着自编小调：“我有一把苗叶刀，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还好给人取绰号，对自己在外做事、结婚生子的兄长六四，自作长歌加以嘲讽。总之，他的生活就“只剩一张嘴”。周福清回家奔丧，见到四七，愣住了，问道：“四七，是你么？”话没说上几句，周福清早已怒不可遏，大骂道：“四七！你这败家子！你这不孝子孙！”吓得四七赶紧走，手上的酒也泼出来了，后来就有了周福清手持八角铜锤追打四七一幕。
四七从当年一个长得相当漂亮，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有点能干的青年，彻底沦落为一个潦倒的流氓，成了绍兴俗语中所说的“破脚骨”，最后在饥寒交迫中，独自一人死在相传有赤练蛇出没的百花园的柴草房里。有人说他是死于鸦片，其实他何止是死于鸦片，他的生活和生命，早已彻底垮塌成废墟。
周作人说四七的死，“至于年月那也已无可考了”，但周建人说四七死的时间是1897年的冬天。
跟覆盆桥台门里的好多人一样，四七也没有直接出现在鲁迅的笔下，但熟悉鲁迅作品的人，看到四七的故事，不难想到《孔乙己》里的主人公。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四七》的结尾处，用括号附加了几个字——参看《孔乙己》，尽管他说的是另一位叫孟夫子的，但四七和孔乙己之间，看似也有一种似真若幻、虚虚实实的关系。我想，四七至少应该是孔乙己的原型人物之一。
如果说周子京是覆盆桥周氏家族走向衰败的早期象征人物之一，四七就是周家台门走向败落的典型形象之一。用句今天的流行语说，四七就是当时绍兴周家台门里彻底“躺平者”的“杰出”代表之一。
周作人说四七三兄弟“以小名为号”，意思是说，四七是小名，又说“四七字思蕺”，思蕺这个名字，显然是从明末绍兴大儒刘宗周（尝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而来的。
周玉田去世时，鲁迅已到了南京，在江南水师学堂。
周玉田是周子京之外，鲁迅进三味书屋之前的另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启蒙老师对鲁迅影响很大，跟文理不通的周子京的情况完全不同。
《阿长与〈山海经〉》中有一段话：
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
这些描述里有两个突出的物象：花木和图书。鲁迅一生嗜书如命，这早已众所周知。同时，鲁迅一生都是爱花者，这同样众所周知。鲁迅后来对于植物乃至矿物的兴趣与热爱，其源头应当可追溯至其童年时光，追溯到这位远房叔祖这里。
这位远房叔祖就是周玉田。周作人说：“关于玉田虽只是寥寥几行，也充满着怀念之情……”（《鲁迅的故家·山海经》）
假如鲁迅和周玉田的关系仅止于此，那他们的关系就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就在鲁迅父亲去世的次年，有件事情嵌进了周玉田和鲁迅的关系中。据周建人说，有一次，本家长辈要重新分配住房，十六七岁的鲁迅作为家庭代表，参加了这次家族会议。会上长辈们要求鲁迅在一份决议书上签字画押，鲁迅回答说，父亲虽然去世了，但祖父还在，此事要禀告过祖父才可以做决定，结果招致一位长辈“疾言厉色”的斥责和逼迫。这位长辈正是周玉田。周作人说，当时他在杭州，后来看了鲁迅当时所记日记，里面“很有愤怒的话”。周作人对此有句评语：“可是小时候的梦境（指来自周玉田的图书与花木世界，也包括周玉田和蔼亲切的待人态度，特别是对于鲁迅他们这些晚辈孩童），与灰色的实生活一接触就生破绽……”（《鲁迅的故家·山海经》）
但周作人又说，尽管有过这次风波，鲁迅后来对周玉田依然是有感情和尊重的。鲁迅至今留存的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是鲁迅从手稿中抄出的，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大概是戊戌（1898）前半年吧，已在那次族中会议之后，可见对玉田的感情仍然很好，这很可注意，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鲁迅的故家·玉田》）
周建人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尽管大哥在日记里流露出“愤慨”，但并没有否定玉田公公的整个为人，依然在《鉴湖竹枝词》的篇末，写了“侄孙樟寿谨录”。
他俩的说法，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此事事过境迁之后，鲁迅和叔祖周玉田的感情关系，早已修复如初，冰释前嫌，重归云淡风轻，那曾经突如其来的一点风波，正如风行水面，转瞬已水波无痕。
我却觉得好像没这么简单。
鲁迅后来对叔祖周玉田依然怀有尊敬和感念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就不会有《阿长与〈山海经〉》中，那段情感溢于言表的话语。但是要说那次家族会上的风波经历，在鲁迅心中早已落雪无痕，我却有点心存疑窦。虽然我们如今只能通过周作人和周建人的说法，间接性地获知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周作人书里的那些用语，“疾言厉色的加以逼迫”“很有愤怒的话”，给人的感觉，却怎么都不太像是很容易就会随风而逝的事。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刚刚经历父亲去世的创痛，此前又有两年时间，为了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与药铺之间不停地奔波辗转，还要按“名医”的要求，去野外寻找种种离奇难得的“药引”，这些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敏感期的少年来说，其人生刺激之极度深刻，真是不足为外人道。多年以后，鲁迅才把这些经历，化为简略的文字。当下有句流行语，叫“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痛”，我们今天尽管只能通过周作人和周建人的文字，略知当年发生的事，但是像“疾言厉色的加以逼迫”“很有愤怒的话”“特别是对玉田公公表示了愤慨”这些短语句子，所表示透露出的，皆可见情绪之深。周作人那句“可是小时候的梦境，与灰色的实生活一接触就生破绽”，也不能不惹人遐想。
对于一个自己向来充满敬意好感和信任感的人，竟会在突然之间猝不及防地变成自己的逼迫者和“加害者”，这种强烈冲击感觉，乃是人生经历中非常难以忘记和摆脱的心理记忆。
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编写者用了不少文字，详细记述了周玉田死后，由于家里缺钱下葬，造成尸体一直在大堂前停放了好几天。其时正值六月盛夏，尸体早已发臭、流水，致使没有人愿意来给死者穿衣服，只好请专门的土工来处理后事。这些情况，想必当年鲁迅从南京回到绍兴时，家里的人一定讲给他听了。
1898年10月，鲁迅从水师学堂转到陆师学堂，当得知学校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就趁便回了一趟绍兴家里。
这次在家里，鲁迅经历了两件事：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县考（考秀才）；二是遭遇了四弟椿寿的骤然离世。
周作人认为椿寿是死于急性肺炎，他当年的日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戊戌年十一月
初七日，四弟疾甚重。
初八日，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膺大哭，悲感不胜。
这件事情首先当然是对鲁迅母亲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详述了他遵从母亲的意愿，去请画师来给已故四弟椿寿画像的事。
但鲁迅看上去又一次给人以“置身事外”的感觉。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
小兄弟死的时候他（鲁迅）正在家，但是过了三天却在十二日就回南京学堂去了。
在《鲁迅的故家·墓碑》里，周作人说的是：
椿寿死时才六岁……那时鲁迅正从南京告假回家，大概是十月中到家，查旧日记这月份缺少，只记十一月初六日县考，周氏去者数人，鲁迅在内，初七日椿寿病重，初八日辰时身故，十一日鲁迅往南京。
两者时间差了一天。
鲁迅也没再去参加之后的科举考试（府考和院考），府考的时间就在十二月初二，但鲁迅好像等不了这大半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听从家人亲友的劝留，毅然返身回了南京。“本来母亲也很悲伤，多留几天也是人之常情，但对这番好意，我大哥坚决不接受，他回南京去了。”周建人说，“可能因为矿路学堂要开学”。事实上，这个推测是不成立的。
结果四弟椿寿墓碑上的“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和下款“兄樟寿立”几个字，都是由族叔伯文代笔鲁迅书写的。
二十六年后，鲁迅写小说《在酒楼上》，其中写到“为小兄弟迁葬”，从“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到“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几大段话语的叙述和细致描写，极似国画中既细密又厚实、反复不已的皴擦笔法，其所欲表现和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
道似无情却有情，看似无情却深情。不知道这样的话，合不合适用在这个地方。
但凡读过《朝花夕拾》的读者，一定会对长妈妈这个人物留下难忘的印象。《阿长与〈山海经〉》的末尾一句是：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这是最深情的礼赞，仿佛带有一点民间宗教的意味。
长妈妈死于1899年，《鲁迅的故家》里记述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母亲在鲁迅四弟椿寿去世后，一直十分悲伤，族中妯娌的谦少奶奶，劝鲁迅母亲多去看看戏。于是，己亥（1899）年的三四月间，鲁瑞在家人亲友的陪伴下，到城外看戏。四月初六，那天下着大雨，在一个叫大树港的地方，也在看戏人群中的长妈妈忽然对鲁迅母亲说：“奶奶，我弗对者！”随后就死在了看戏的船舱里。
周作人对于长妈妈的整体叙述和态度，看上去客观平实，不温不火。
但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里，对于长妈妈的叙述和态度，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不同，直白说就是显得有点平淡或冷淡，更进一步地说，似乎隐含有某种疏远和负面评价的意味。
鲁迅的那篇文章里，也列举了长妈妈的种种“劣迹”，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反弹琵琶”的手法，所谓“欲擒故纵”，是为文章最后那一句来作反向铺垫的。鲁迅对于长妈妈的总评，很有一点鲁迅式的“看其一点，不及其余”。
鲁迅在《父亲的病》的结尾处，说父亲临终最后一刻，鲁迅身旁的衍太太不停地撺掇他大声高叫“父亲”“父亲”！对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予以了明确的否定。周作人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但周作人只是否定了衍太太在现场，周建人则在其口述的《鲁迅故家的败落》里，明确地说，在现场不停地催促鲁迅大声叫喊“父亲”的，正是长妈妈。
我觉得周建人说的，也是可信的。
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来华表？
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魂绕萱帷。
这是鲁迅给自己的同学丁耀卿写的一副挽联。
鲁迅一生极少写挽联，晚年在《病后杂谈》中更说过：“挽联做得好，不过是挽联做得好而已。”
丁耀卿，绍兴人，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同班至友，光绪辛丑年十一月廿六日（1902年1月5日）因肺病去世。
丁耀卿是早年与鲁迅有关的死亡事件中，最早一个非鲁迅家族亲戚中人（长妈妈也应当归于鲁迅家族中人），是与鲁迅之有关的死者中，最早一个和鲁迅之间属于社会关系而非血缘伦理关系的逝者。
胡韵仙是另一位早逝的鲁迅的同学，也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的同学和挚友。
鲁迅去日本留学，临行之前，胡韵仙作诗三首赠送鲁迅，《周作人日记》完整记录了这三首诗。
尽管这三首诗“不算是佳作”，但周作人曾把胡韵仙写的另两首诗给祖父看，周福清得知诗作者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同学，看后郑重其事地对周作人说，同学中有这样的人才，不可大意，须要加倍用功。周作人说，胡韵仙很有才气，能说话，能写文章，能做事，是一位有才气，有报国志向，充满激情，有新思想，敢于行动的新时代青年，可惜“不久病故，所以并没有能够干得什么事”。
鲁迅到日本后，至少迟至1903年4月，仍然和胡韵仙有书信往来。《周作人日记》中“胡君交来大哥初一函，阻我退学”。（癸卯年四月初十日）此处胡君，当即胡韵仙。
胡韵仙是江西铅山人。他去世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周作人日记》来看，至少到1903年5月底，他仍在世，周作人所说不久，或许当指此后不久。
光绪壬寅年（1902）四月初一，在南京学堂的周作人收到家信，说母亲患病，祖父要他回家。隔日周作人启程，初七早晨到家，见到母亲病已少愈，喜慰无似。但当天得知二姨父郦拜青已于本月初四作古，在日记里记下“可异可叹”。
至此，鲁家姐妹的三位连襟，都已先后辞世。《鲁迅故家的败落》曰：“她们三位姊妹同病相怜，都落入了同一遭遇。”
没想到的是，郦家丧事还没忙完，忽然传来大舅父生病的消息。不久，大舅父鲁怡堂就于当年七月十一日病逝。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只隔两个月，大舅父的独生子，鲁迅他们的表兄弟佩绅，又于九月初十去世！众人闻讯，“皆骇异不已”，鲁瑞甚至感觉到心惊肉跳。当时已回到南京的周作人得知此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
下午接家信（初十），知延孙（佩绅）又去世，为之心惊不已，男儿死耳，未云足悲，余悲其白头有母，黄口无儿，念及将来，殊可忧虑，且悲其名不出里闾，以二十余龄之青年，竟与草木同腐，故不能自已也。（壬寅年九月十七日）
并作一副挽联，自觉不佳，未寄出，“存之聊以志哀”。
二姨父、大舅父和表兄弟佩绅相继辞世之前，鲁迅已于当年二月十六日，乘船赴日留学。这些事情，想必鲁迅都是与家人通信时，才得知的。1903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探亲，当他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团聚聊天时，周建人把二姨父、大舅父、佩绅表兄的死，都告诉了鲁迅，“我大哥似乎也很有兴趣听”。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事的1902年还没过去，礼房的五十，也在这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了。
五十、四七和六四是亲兄弟。三兄弟中，五十和四七更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俩的名字也经常连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出去谋生，也不结婚，还都抽鸦片（按周作人的说法，五十调制鸦片烟膏，颇有艺术家的风范）。不过细较起来，四七尽管实际上人畜无害，却常遭人嫌恶；五十看上去像是好好先生，但周作人说，五十看起来更像个阴谋家。五十是个比四七更加有故事的人。
尽管五十和四七都不事营生，四七潦倒一生，贫困而死，五十却始终过着舒坦的日子。五十能过上舒坦日子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子传奶奶生活在了一起。
说起来，子传奶奶已过世的丈夫，即子传的祖父和五十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因此子传奶奶和五十的这层伦理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也不是很远，况且又一直同住在新台门里，于是很自然地，他俩的结合，必然引起台门里众人的侧视眼光和窃窃私语，甚至是公开议论和咒骂。
读过《朝花夕拾》的人，都知道有个叫衍太太的女人。这位衍太太正是子传奶奶。为什么叫衍太太呢？因为她和五十生活在一起，而“五十字衍生”！这位衍太太，鲁迅应该称她为二太太或者廿五叔祖母或子传奶奶，但这些称呼鲁迅从来不用，只是叫她衍太太！这显然属于春秋笔法。
可见鲁迅对这位廿五叔祖母，还有她那“错位”伴侣五十的感情和态度。五十、四七和六四三兄弟的年龄，都比鲁迅父亲周伯宜大，所以鲁迅三兄弟要叫他们伯伯。
鲁迅的这位五十伯伯，和他的兄弟四七一样，早早就成了台门里人们每每以异样眼光加以投射的奇人，一对畸零人。周福清从北京和杭州回到绍兴家中，每遇心情不佳，破口大骂或碎碎念念之时，必然会捎上五十和四七这对不孝“贤侄”，痛斥不已。
五十死的时候，鲁迅的祖母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周作人更是在日记写下：“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已死，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壬寅年十一月廿七日）
鲁迅早年曾有诗句：“莫随残叶堕寒塘。”也许，在年轻的周树人眼中，以四七、五十，还有周子京为典型代表的某些周氏族人，就是那纷纷堕入寒塘的残叶吧。
鲁迅在《故乡》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都提到了闰土的父亲，但没有说到他的名字。
他叫章福庆。
因为“福”字犯了周福清的名讳，所以长辈通常叫他老庆，平辈叫他阿庆，小孩子叫他庆叔，他比鲁迅父亲周伯宜要大九岁。
章福庆在鲁迅笔下，只是作为少年闰土的配角和叙述背景而出现。鲁迅对于章福庆的记述，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与章福庆的关系，真可以说是非同一般。
鲁迅出生之初，因其母鲁瑞身体原因（乳房上有一硬块，怕是望心瘘，需要找一位奶娘），正好章福庆的妻子也刚生产不久（闰土比鲁迅大一年零八个月，闰土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与闰土年龄相差也不大），奶水很足，愿意做奶娘，于是章妻就给鲁迅喂了一个时期的奶。我想，这也许是鲁迅和闰土关系十分亲热的另一层原因吧？甚至，我觉得鲁迅性格和天性中某种分外自然爽利的表现，是否也与幼时曾被这位性格爽朗的乡村奶娘哺乳有关？事实上，我怀疑——简直可以断定——章福庆的妻子，闰土的母亲，就是鲁迅笔下“长妈妈”的本尊——她才是“长妈妈”的真正原型。
鲁迅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去杭州，也是由章福庆陪送他往返。
虽然只是“忙月”，但通过周作人和周建人笔端充满感情和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叙述，一个饱满丰富而立体独立的庆叔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章福庆是一个多才多艺、近乎全能的海边农民。农活自然不必说，譬如像晒谷、出米、种菜、腌菜这些，在庆叔看来都是拿手的事，能让小孩子看得津津有味，留下生动难忘的画面。庆叔还会竹作，能编制极其精巧细致的竹器（比如参加科举考试用的考篮）和竹制玩具。平时人们见不到庆叔读书和写信，但他却能在竹器上刻很好的字和画。周建人学下象棋，也是庆叔教的。庆叔还告诉周建人很多事情，乡下的新闻和新奇的故事，童年的周建人总是听得出神。至于在大雪弥漫的百草园里捕鸟，那只是偶一为之的“露一手”，不算是正经事。庆叔还有一身功夫，该出手时就出手，能轻易摆平生活中的不平事。
每年秋闲时节，只要一看到庆叔的身影出现在台门里，出现在人们眼前，鲁迅家里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十分高兴，欢声笑语立刻洋溢在庭院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简直就像一位平民英雄般的庆叔，却在生活的种种重压和烦心之下，年仅五十四岁就去世了。
他勤劳勇敢，有智慧有能力，我了解他，他却不为世人所知。唉！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这些善良、智慧的劳动者的魂灵！
（《鲁迅故家的败落》）
这最后一句，显然是照搬了鲁迅《阿长与〈山海经〉》的最后一句。但我认为，这不能简单看作是周建人对鲁迅的生硬模仿和沿袭。只要读过《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的读者，不难从书中叙述感受到作者对那位“长妈妈”（矮胖者）的某种偏于冷静和冷淡，甚至透露出些许疏远、反感意味的态度。因此，也许周建人认为，像“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样的句式，更应该用在庆叔而不是那位“长妈妈”的身上。同时，周建人还像插花一样，在原句中插入了“这些善良、智慧的劳动者”，来代替原有的那个“她”字。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周建人对自己一向敬爱的兄长某种不露声色的异议和修正。
鲁迅的祖父 周福清
1904年7月13日，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家中去世。
周福清去世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那年4月底，鲁迅从东京弘文学院结业。9月上旬，鲁迅正式进入仙台医专学习。这期间的5月到8月，尽管鲁迅需要办理申请入学之事，但从现有材料看，祖父去世，如果鲁迅愿意，他应该是有时间回国参加祖父的丧事的，但鲁迅好像并没有这个想法。
1906年7月，鲁迅和朱安这两位青年异性，在一种近乎“乱点鸳鸯谱”的情况下，走进了他们那场完全错误的婚姻。
在此之前或之后，在绍兴城的另一个地方，另一场婚姻缔结后不久，一位青年女性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发出了自己临终前最后的心声：
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这位女性就是鲁迅小舅父的长女琴姑。周建人说：
我小舅父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大女儿琴姑尤其好，能看极深奥的医书，当大哥在南京读书时，也曾经提起过，是否两家结个亲，可是那时听得长妈妈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犯冲的呢”，后来也就不提了，我大哥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而琴表姐却是知道的。
（《鲁迅故家的败落》）
又说：
我觉得小舅父因琴表姊的死，似乎对我母亲也颇有意见，我亲耳听他对母亲气恼哄哄地说：“难道周家的门槛那么高吗？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我母亲只能低头听着。
（《鲁迅故家的败落》）
周建人后来还说：
（我母亲）也很喜爱她的侄女、甥女们，她们对她也是既亲热又孝敬，但是，竟没有一个选作长媳，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鲁迅故家的败落》）
以上这些关于鲁迅和琴姑婚事的想法和议论，只能说是琴表姐、小舅父和周建人的心意，鲁迅是否同意，这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讲，一位还算优秀的青年女性，在临终前不顾一切地说出自己心底未了的心愿，而她心心念念的那位对象，尽管事前可能确实毫不知情，但事后不可能不有所知。
知道之后，又能怎样？又会怎样呢？
琴表姐的临终话语，多少会让人想起黛玉焚稿那一幕。那是一种死有余恨。
前文说过，鲁迅祖父周福清先后有过两任正妻，前妻孙氏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即是鲁迅的大姑。
大姑年龄偏大，方才出嫁，嫁给吴融村一户马姓人家为继室。大姑自己生有一女，名珠姑。大姑性情极其温良。《风俗》中回忆了周冠五、周作人、周建人和周凤岐四个少年，有一次去吴融附近海边看大潮汛，几个家伙一路上，甚至住在大姑家里，一直不停地各种“恶作剧”，大姑尽管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但几个人临走时，大姑又诚恳挽留。可见大姑性情之和蔼温良。
就这样一位性情温良的大姑，有一次乘船回家途中，遭遇恶劣天气，翻船溺水而亡。
周建人晚年说，他已记不得大姑母去世的确实时间，随即又说，应当不是在1906年，就是1907年。
大姑去世后，只遗留下一个独生女珠姑。大姑在出事前一两年，仿佛有预感式地，一次对鲁迅的祖母和母亲说，想让自己的女儿回嫁到周家，但被鲁迅的祖母和母亲以沉默不语的方式给婉拒了。大姑去世后，珠姑起先跟一家小店的伙计私奔，后被伙计卖入青楼。周作人说：到了民国元年，大约是秋天，一个老太婆带着一点月饼作礼物，说是珠姑差使来的，想跟周家走动走动。鲁迅母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婉词谢绝了。周作人晚年对此发了一通感慨说：
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都是废话。
（《知堂回想录（下）》）
鲁瑞和家人商量时，当时不知是否也告诉了已在北京工作的鲁迅。按理说鲁迅作为一家之主，告知一声，乃是常情。不过也未必。现存《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里，都没有说到这件事，周建人也没提到。要不是周作人晚年这段回想和慨叹，世人对此早已无从知晓（《风俗》里倒是简略带了一笔）。有人说珠姑后来在一个风雪天冻死在一间破庙里。一个青楼女子，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有着和祥林嫂同样的命运结局，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随即被捕就义。党人陈伯平和马宗汉也先后就义。同年7月14日，秋瑾在绍兴被捕，次日遇害。（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1年）
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里，提到了陈伯平和马宗汉两位烈士的名字。秋瑾的名字，后来一再多次出现在鲁迅笔下，小说《药》更是被看作对秋瑾及其遇害的怀念和深思。
这是自从丁耀卿和胡韵仙两位同学好友去世后，鲁迅再次遭遇到与己有关的社会性而非血缘伦理性关系的死亡事件。这里要稍作提示的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四位烈士都是绍兴人（马宗汉是余姚人，余姚当时也属绍兴府）。四位烈士中，陈伯平、马宗汉、秋瑾三人都与鲁迅见过面，徐锡麟则与鲁迅失之交臂。在此之前，留学生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陈天华也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和鲁迅有过几个月的同学时间。陈天华自杀事件，成为当时在东京留学生中汹涌一时的“抵制取缔规则”活动的重要环节，鲁迅也曾置身于此活动中，但鲁迅好像没有在笔下提到过陈天华的名字。从这里也许能看出些许在早年鲁迅身上，费孝通所说的那种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的特点来。（《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
此后陶成章的被刺杀，也成为鲁迅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对象。陶成章也是绍兴会稽县人，曾和鲁迅多有来往，关系熟稔。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为何鲁迅的外公外婆形象，在其笔下的文字世界里，会显得如此稀少、淡漠？
鲁迅的外公去世得早，且不说他。从现有材料来看，鲁迅小时候和外婆见面与相处的时间，应该不算少。
据鲁迅表弟媳妇宝少奶奶说：“小姑母（鲁迅母亲）每年总要回娘家住几天，或是来消夏，或是清明来扫墓。”……“当时表哥（指鲁迅）也一道来的。”
（《周芾棠著《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社戏》里有好几段文字，写到了外婆。实际上，《社戏》与其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更贴近写实的散文。
但是一般读者（我是说我）似乎很难从鲁迅笔下，感知到一个具体清晰、温暖亲切的鲁迅外婆形象。
就说《社戏》里的外婆，跟小说里其他人物如母亲、双喜、阿发、阿桂，乃至六一公公相比，其形象都要显得模糊、淡薄，缺乏温度感，远不及其余几个人物来得明晰亲切，生动传神，更有温度感。我甚至敢斗胆说一句，对于某些多心的读者来说，《社戏》里的外婆形象，简直多少有点讨人嫌的“绊脚石”的感觉。总之，用句如今的流行语说，鲁迅笔下的外婆（包括外公），存在感是比较差的。
这是为什么呢？
特别是，如果把鲁迅笔下的外婆形象，跟周建人书里对外婆的描述作比较，人们就更能看得一清二楚（《鲁迅故家的败落》中颇有一些对于外婆的回忆与记述段落），周建人还曾感叹过一句：“我觉得外婆真好。”光是这一句，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存在于外孙和外婆之间的温暖。
说起来，鲁迅的外公是举人，外婆的父亲何元杰也曾是翰林院编修，这样的家庭出身和背景，住在小小的安桥头村庄，简直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事实上，鲁迅小时候和农村的所有关系，如安桥头、皇甫庄、小皋埠，与其说是来自母亲，不如说是来自他的外公外婆。
但鲁迅笔下的外公和外婆形象，始终是简单的，显得疏远和淡漠。
鲁迅的外婆一直活到了1908年夏天，以近于九十岁的高龄寿终正寝。当时鲁迅正在东京，一边跟章太炎听课，一边继续向《河南》杂志投稿。
鲁迅外婆死于当年的一场流行性痢疾。当时死的人很多。鲁迅二姨父的长子郦凤君，也是死于这场疾病。周建人则从中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外婆去世的第二年，鲁迅的大舅母也去世了。大舅父的女儿珠姑婚后不久，也已病故。表兄鲁佩绅的媳妇也不知死在了什么地方。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这样，我大舅父全家都死光了。”
就在这个时候，鲁迅从日本回国了。
1903年，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学生摄于东京。左起：邵文镕、许寿裳、鲁迅、陈仪
周凤岐算是周家台门里一位倒霉透顶、最不幸的人了。
周凤岐是最早一个前往南京就读水师学堂的周家子弟，但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殃及池鱼”的原因，他被除名了。
回到绍兴后，周凤岐在当地一家学堂做老师，由于和一位寡妇“私自”结合，他又被学堂给除名了。
在家里，周凤岐有一位暴虐的母亲。周冠五说，“（她）是一个阴险恶毒的妇人”。周凤岐夫妻在母亲的凌虐逼迫下，俩人都曾几度自杀，经人抢救而幸存。
这位母亲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衍太太。
周凤岐的一生，是不堪的：不堪的家庭关系，不堪的生活内容，不堪的命运结局。《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凤岐丧妻后，与之同居的寡妇，没有祭祖的资格，被刚从日本回国的鲁迅得知后，鲁迅仗义执言，为岐婶（鲁迅称呼这位寡妇）争得了祭祀资格。”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八字用在阿Q身上，其实并不恰当，放在周凤岐身上，却是合适的。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我大哥对岐叔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周凤岐虽然是鲁迅的叔辈，但只比鲁迅大五岁，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周作人说他们“虽是叔侄，却也是小朋友”。
《风俗》中说：“凤岐也是鲁迅在台门里仅有的几个能聊得来的人之一。”
周冠五在书里说到了周凤岐因治疗痔疮而死，但没有说到他死的具体时间。
周建人也只在书里说到了周凤岐的“早亡”，同样没有明确说到具体时间，只是把这段叙述，放在了鲁迅从日本回国，到去杭州任教之间，即1909年八月和九月之间的暑假里。
也许，周凤岐什么时候死的，真没那么重要。
他也只是堕入寒塘的一片残叶。
清宣统二年庚戌四月初五（1910年5月13日），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鲁迅收到周建人发来的电报，告诉他祖母蒋氏去世。鲁迅隔日即从杭州返回绍兴，主持料理了祖母的后事。
鲁佩纹是鲁迅的小舅父鲁寄湘的独生子。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说其“在师范学校肄业，很是好学，稍有肺病，强令早婚，又医疗迟误，遂以不起”。
据鲁佩纹的遗孀宝少奶奶回忆：
表哥（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也来过一次，是来安桥头看望小舅父的。那时我刚死了男人，他劝慰我不要伤心，有困难对他讲，可以帮助解决的。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
那时候鲁迅已经从杭州回到绍兴，任职于绍兴府中学堂。据此推断，鲁佩纹当去世于1910年，只有十六七岁。
鲁迅二姨父家唯一的女儿郦永平表姐，是另一位死于愚昧观念和中医治疗法的不幸者。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得知表姐妹郦永平小产后，一直流血不止，看过中医，吃过几帖药，不见效。鲁迅立即说道：“看中医有什么用？得看西医。”并再三强调：“一定得看西医，不能看中医，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当鲁迅母亲提议郦永平去绍兴的福康医院看妇产科时，郦永平说：“你们要我去看西医，耕南（郦永平的丈夫）是万万不会同意的，何苦呢？”就这样，郦永平“自觉自愿地一步步走向死亡”。
周作人后来在《娱园》中说，他早先有过三个恋人，其中有位暗恋对象，就是自己的永平表姐。
黄坚，媒体人，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桃花树下的鲁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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