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木村，一个在现代日本社会里再普通不过的独居老人。在邻居和负责照顾我的社工眼里，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蔼可亲的退休老爷爷，每个月按时领着年金，天气好的时候会在公园的长椅上喂喂鸽子。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副平静祥和的皮囊之下，藏着一个怎样令人作呕的魔鬼。
我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等兵，我的一生在踏上那片广袤大陆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彻底剥夺了作为“人”的资格。今天傍晚，在电视上又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政客们，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谈论着那场战争，甚至试图篡改教科书里的历史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反胃。
因为他们没有闻过真实的血腥味，更没有见过人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被踩碎尊严的模样。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那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可以说那只是一场遗憾的武装冲突，但我不能，因为我知道其中的真相。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一纸红色的征召令送到了我家。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在乡下种田的本分青年，连去一趟县城都会觉得手足无措。我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脑子里想的只有秋天的收成和隔壁村那个我暗恋许久的姑娘。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天皇的旨意就是不可违抗的神谕。村里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每个人都挥舞着军旗，高呼着万岁。我的母亲红着眼眶，亲手为我缝制了千人针，叮嘱我要为国尽忠，更要活着回来。
军队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它不仅绞碎敌人的肉体，更首先绞碎自己人的灵魂。
在新兵训练营里，长官的耳光和皮靴是我们每天的家常便饭。“精神注入棒”打在背上，皮开肉绽。他们用这种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剥夺我们的思考能力，剥夺我们的羞耻心和同理心。他们不断地向我们灌输：对面的敌人根本不是人，是“原木”，是必须要被清除的障碍；杀戮不是罪恶，是武士的荣耀。
当我们乘坐运兵船，在晕船呕吐的酸臭味中抵达中国大陆时，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腼腆善良的农家青年了。我成了一台庞大杀戮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台只知道服从命令、只知道机械地扣动扳机的怪物。
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在泥泞中长途行军，在恐惧中难以入睡。游击队的冷枪随时可能带走身边的战友，这种朝不保夕、敌暗我明的恐惧，逐渐在我们心中扭曲发酵成一种病态的暴戾，我们开始把这种恐惧和愤怒发泄在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长官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村庄都可能藏着敌人，任何一个眼神闪躲的村民都可能是提供情报的奸细。
于是，“扫荡”成了我们最常执行的任务。抢劫、强暴、杀人，这些在文明社会里要下地狱的罪行，在那片失去秩序的土地上，变成了一种可以公开炫耀的“战绩”。我起初还会感到害怕和内疚，但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们笑着将刺刀捅进老人的胸膛，笑着把火把扔进茅草屋时，那种集体无意识的疯狂彻底吞噬了我。为了不被孤立，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帝国军人，我也开始举起屠刀。
那是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狂风卷着沙土，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们的中队进入了华北的一个小村落进行“清剿”。村子不大，大部分青壮年早就听到了风声逃进了山里，剩下的只有一些跑不动的老弱病残。中队长下达了极其冷酷的命令：“一个活口都不留。”
火光冲天而起，浓烟遮蔽了灰暗的天空。士兵们的狂笑声、牲畜的惨叫声和村民们的哀嚎声交织在一起，将那里变成了人间炼狱。我端着装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踹开了一户农家残破的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被踩死的鸡和散落一地的杂物。
我挨个房间搜索，准备将值钱的东西搜刮走，然后把房子烧掉。就在我拿起火柴准备点燃窗户纸的时候，我听到了后院地窖里传来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动静。那像是一个孩子没能憋住的抽泣声，虽然很短促，但在我极度紧绷的神经里却如同惊雷。
我的双手瞬间握紧了步枪，一步步向地窖走去。我掀开盖在地窖口的一捆干草，用刺刀挑开了伪装的木板。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了两个人影。我用日语大声吼叫着让他们滚出来，但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只有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我拉动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在死寂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终于，地窖里传来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个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大约只有三四岁大的孩子，踩着泥土台阶，颤抖着爬了上来。女人看起来很年轻，但脸上满是泥土和泪痕，头发凌乱不堪。
她身上的粗布衣服打着层层叠叠的补丁，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那个孩子被她死死地护在胸前，小脸冻得通红，一双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只是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拼命往母亲的怀里钻。
女人一上来，就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冰冷的泥地上。她不停地对我磕头，额头重重地砸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很快就渗出了鲜血。她嘴里语无伦次地喊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她的方言，但我能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在求我，求我放过他们，求我放过她的孩子。她甚至指了指旁边屋子里的米缸，又指了指自己，示意我可以拿走一切，甚至杀了她，只要能让孩子活下去。
在那一刻，如果我还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人性，我可能会转身离开，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但那时候的我，已经被战争的毒素彻底麻痹了神经。在外面杀红了眼的战友们的呼喝声中，我内心深处竟然升起了一种变态的权力感。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我是主宰他们生死的上帝。
那个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也许是实在太冷了，也许是看到了我刺刀上那层令人作呕的干涸血迹。那哭声像是一根针，狠狠刺痛了我本就极度敏感而暴躁的神经。我感到烦躁，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
我向前走了一步，用刺刀指着那个女人，示意她把孩子放下。女人惊恐地拼命摇头，把孩子抱得更紧了，她的身体几乎蜷缩成了一个球，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孩子挡住那冰冷的刀锋。可是这种母爱的本能，彻底激怒了我心中那头野兽。
因为在军队里，我们被教导要斩断一切软弱的情感，而眼前那个中国女人展现出的顽强和无私，仿佛是在无声地嘲笑我早已丧失的灵魂。我走上前，狠狠地一脚踹在女人的肩膀上。她惨叫一声，身体向后倒去，但双臂依然死死地锁着孩子。
我像是发了疯一样，倒转步枪，用沉重的枪托猛砸她的后背和手臂。一下，两下，三下……骨头断裂的沉闷声在空气中回荡。女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但她始终没有松手。
孩子在她怀里凄厉地哭喊着，那声音撕心裂肺。我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试图将他们分开。我重新端平了步枪，将锋利的刺刀对准了那个正在哭泣的小小身体。
女人的眼睛在那一瞬间睁到了最大，她放弃了保护孩子的蜷缩姿势，猛地向前扑过来，竟然徒手死死地抓住了我那把锋利的刺刀。鲜血瞬间从她的指缝间涌出，滴落在雪地上，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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