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延安一孔窑洞前，张琴秋与苏井观举行婚礼。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铺由木板和谷草铺成，墙上却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这句话带着陕北式的直白，也点出了两人的经历。张琴秋时年39岁，苏井观38岁，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同志。对他们而言，这场婚礼并非年轻人的浪漫，而是两名老战友在长期相知之后作出的郑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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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是浙江桐乡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进入鄂豫皖苏区，参加红四方面军，经历长征，并两次翻越雪山、三次穿过草地。那段路有多难，身处其中的人最清楚。她不仅是女干部，也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女性高级将领。

苏井观则是河南潢川人，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先后担任川陕苏区总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一个熟悉部队建设，一个深耕卫生事业，两人的交集，正是在战火与行军中逐渐形成的。

婚后，他们没有把家庭生活经营成特殊的小天地。战争年代如此，进入北京后仍然如此。新中国成立时，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夫妻二人职位相近，在当时并不多见。

张琴秋后来分管纺织工业，并非毫无基础。她年轻时接触过纺织工人，留学期间还曾到纺织厂做过织布工。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布匹和衣物关系千家万户。她经常深入工厂，看设备、问产量，也听工人谈困难。

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中飘着棉絮。她不喜欢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常常直接到工人身边了解情况。有人劝她多安排车辆，她回答：“公家的车，是为工作配的，不能拿来办私事。”

这句话并非偶然的表态，而是她一贯的生活准则。按照当时的供给制度，部长级干部能够享受相应待遇。张琴秋虽然有纺织工业部配备的汽车和司机，但在其他物资供应上，夫妻二人只领取一份部长级待遇，由苏井观所在的卫生部负责。

于是，熟悉他们情况的人便说，夫妻两个部长，实际只享受一个部长的待遇。

这不是制度上的强制规定，而是张琴秋主动提出的做法。她交代工作人员，凡是苏井观已经领过的东西，自己这边便不再重复领取。家中缺少什么，也尽量按普通标准解决。她认为，国家刚刚建立，许多群众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干部不应把物质待遇看得过重。

她的节俭，还体现在日常小事上。表妹钱青到北京办事，张琴秋有时让她搭车到单位，再转乘公共汽车，不同意专门派车接送。家中来了客人，往往只是煮一碗面，多加一个鸡蛋。没有客人时，她自己做饭，或者到食堂用餐。

这种生活方式并未影响夫妻感情。苏井观性情宽厚，张琴秋工作繁忙，二人却很少争执。家中晚辈回忆，年过半百以后，他们仍常手拉手散步，一起唱红军歌曲。张琴秋遇到烦心事，苏井观便耐心劝解。

他们还共同照料几个孩子。张琴秋与第一任丈夫沈泽民所生的女儿张玛娅，以及亲属留下的孩子，都被夫妻二人接到身边抚养。张琴秋因早年患病，后来没有再生育，苏井观却常安慰她：“我们的孩子不少啊。”

遗憾的是，1962年以后，苏井观被查出癌症。作为医生，他很早便明白病情严重，却不愿让妻子过度担忧。张琴秋同样从医生那里得知实情，也没有当面揭破。夫妻俩在病房里仍尽量谈笑，仿佛那场疾病并不存在。

实际上，离开医院后，张琴秋常常默默落泪。她白天照常处理工作，安排人员在医院守候，午间了解病情，下班后再赶去陪伴苏井观。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58岁。那间简朴的家庭，也由此少了一位始终与她并肩而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