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女工友搭伙3年，从未红过脸，工期结束她握住我衣袖：你就这么丢下我吗
最后一根脚手架拆下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吊车的钢绳在半空里绷得笔直，铁管一根接一根落进空地，砸出沉闷的声响。灰尘被风卷起来，贴着地面往远处跑，像一群急着离开的蚂蚁。
我站在围挡旁边，手里捏着一张车票。
早上六点四十的长途车，去离这里几百里外的一个小县城。车票是我昨晚买的，座位靠窗，票价一百八十六块。
我把票折了两折，塞进工装内袋，又用手按了按。
没人知道我要走。
包括梁秀兰。
她从临时食堂里出来时，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端着一个铝饭盒。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她走到我跟前，把饭盒递过来。
“最后一天了，还不吃早饭？”
我接过饭盒，没说话。
她看了一眼施工现场，又看我：“今天不是说不用你们班干重活了吗？”
“收尾。”
“收什么尾？”
“该收的都收。”
她皱了皱眉，似乎觉得我说话不对劲。可她没有追问，只把饭盒往我手里又推了一下。
“趁热吃。里面有鸡蛋。”
我打开盖子，里面是两个白煮蛋，几块炒白菜，还有一张烙得不太圆的葱油饼。饼边有点焦，中间却软。
三年来，她做饭一直不怎么放盐。
她说我血压高，不能吃得太重。我每次都嫌淡，嘴上说不想吃，最后还是会把饭盒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
我捏起一块葱油饼，咬了一口。
凉了。
她看着我：“不好吃？”
“挺好。”
“那你怎么嚼半天不咽？”
我抬起头。她的头发被风吹散了，几根白发贴在额头上。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动作还是从前那样利落，只是手指比三年前粗糙了许多。
“秀兰。”我叫她。
“嗯？”
“你今天别等我。”
她的手停在半空。
“什么？”
“收拾完东西就走吧。车我已经叫好了，房子也退了。”
她盯着我，脸上的神情一点点沉下来。
“去哪儿？”
“你不是联系了家政公司吗？他们在镇上给你安排了活。”
“那你呢？”
我低头看着饭盒里的鸡蛋：“我有事。”
“什么事？”
“家里的事。”
她把手里的毛巾攥成一团：“你家里不是没人了吗？”
“还有个叔。”
“你那个叔不是去年就去跟儿子住了吗？”
我没有回答。
她又问：“你要去哪儿？”
“回去。”
“回哪个地方？”
“先回去再说。”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可她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周围有人推着小车经过，车轮压过碎石，嘎吱嘎吱响。远处有人喊着要清点工具，声音一阵高一阵低。
她站在我面前，却像被那些声音隔在了另一边。
“你昨晚买的票？”她问。
我心里一紧：“你怎么知道？”
“你睡觉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我看见了。”
“那你还问。”
“我想听你自己说。”
她的声音不大，却比风还清楚。
我把饭盒盖上，递还给她：“票已经买了。你别跟着我。”
她没有接。
“我为什么不能跟着？”
“你有你的活。”
“家政的活什么时候不能找？我可以跟你走。”
“不行。”
她终于抬起眼睛：“为什么不行？”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三年里，我们同住一间院子，却各睡一间屋。她负责买菜做饭，我负责交房租、水电和柴米钱。我们从不问对方的钱花到哪里，也不问对方过去的伤口。
工友们都说我们像夫妻。
她每次听见，都笑着骂一句：“别乱叫。”
我也跟着笑。
可现在，我突然发现，三年里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只有我一直装糊涂。
“我们只是搭伙。”我说。
这句话一出口，梁秀兰的脸白了一下。
她低头看着饭盒，拇指在盒盖边缘来回摩挲。过了很久，她才说：“你一直这么想？”
“本来就是。”
“那你为什么把我那间屋的窗户修了三次？”
“漏雨。”
“为什么我发烧的时候，你半夜跑去买药？”
“顺路。”
“为什么你每次发工资，都先给我留三百块，说是菜钱，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你怕我不够用？”
“你想多了。”
“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一个人买了车票，连句话都不跟我说？”
我张了张嘴，没答出来。
她突然笑了一下，只是那笑很难看。
“因为我们只是搭伙，对吧？”
我把目光移向正在拆除的楼体。
“你跟我走，只会受苦。”
“我跟你搭伙三年，什么时候没受苦？”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以前至少还有工地，有地方住，有饭吃。现在工程结束了，谁知道以后去哪儿？你跟着我，连个稳定的地方都没有。”
她盯着我：“那你一个人就有了？”
“我习惯了。”
“你习惯一个人，是因为你不想连累别人，还是因为你根本不敢要别人？”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了我心里。
我没有发火。
三年来，我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回她。
她见我沉默，伸手把饭盒拿了回去。
“行。”
她转过身。
走出几步后，她又停下，没有回头。
“周建国，今天晚上房子交钥匙。你别忘了。”
“我知道。”
“你车票几点？”
我没说话。
她等了几秒，自己明白了。
“早上六点四十。”
说完，她端着饭盒回了食堂。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风从空楼里穿过去，发出呜呜的声音。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整个工地像一只被掏空的铁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回声。
而我手里的那张车票，变得比一块钢板还沉。
我和梁秀兰第一次住到一起，是三年前的冬天。
那时工程刚开工，工地附近只有几排简易板房。男工住一边，女工住另一边，中间隔着一条满是泥水的路。
我那年四十五岁，离婚七年，没有孩子在身边。干的是水电安装，活重，钱也不算多。每天收工以后，回到宿舍就躺下，衣服上沾着灰，枕头上也全是灰。
梁秀兰比我小两岁，在食堂帮工。
她的丈夫在几年前的一次施工事故里没了。赔偿款不多，房子也被亲戚占着，她后来就跟着熟人到处做饭、洗碗、照顾工地上的人。
我们第一次真正说话，是我胃疼那天。
那天下着冻雨，我蹲在宿舍门口，疼得直不起腰。别人都去上工了，只有梁秀兰送饭回来，看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她把手里的饭盒放到一边，蹲下来：“没事你捂着肚子干什么？”
“老毛病。”
“去医院。”
“不去，歇一会儿就好。”
她没跟我争，转身就走。半小时后，她端回来一碗热面，里面卧着一个鸡蛋，还有几片姜。
“食堂熬的姜汤，你把面吃了，再喝两口。”
我问她：“你不忙？”
“忙完了。”
“你这面哪来的？”
“我自己做的。”
那碗面很咸，姜也放多了，辣得我直冒汗。
她坐在旁边看着我：“慢点吃。”
我说：“你做饭就这个水平？”
她说：“嫌难吃别吃。”
我低头把汤都喝了。
那以后，她偶尔会给我留饭。我也会在她下班晚的时候，去食堂门口等她，把她的煤气罐扛回去。
她住在一间漏风的板房里，冬天晚上冷得厉害。她说自己睡觉时，得把两床被子压在脚上，不然半夜会冻醒。
后来工地通知，愿意在外面租房的工人，可以几个人合住，房租自己分摊。
梁秀兰找到我时，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我看中了一间小院。”她说，“离工地不远，房东只收一个人的押金。你要不要一起住？”
我以为她说的是合租。
她赶紧补了一句：“两间屋，一人一间。饭可以一起做，水电房租平摊。你不用担心别的。”
我当时沉默了很久。
她脸色有些发红：“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再找别人。”
我说：“我不是不愿意。”
“那就是愿意？”
“嗯。”
她松了口气：“那明天搬。”
小院不大，墙根下有一口废井，院门上的铁锁已经生锈。两间正房，一间厨房，厨房里的灶台裂了一道缝，窗户纸一碰就响。
我花了半天把灶台修好，又去买了几块玻璃，把厨房窗户重新糊上。
梁秀兰站在旁边问：“多少钱？”
“没多少。”
“你别总替我花钱。”
“玻璃是房东的，算房东的。”
“那你找房东要。”
我看了她一眼：“你怎么这么较真？”
她说：“账要算清楚，日子才能过得久。”
那句话我记了三年。
我们确实把账算得很清楚。
每个月房租六百二十块，我出三百一十。电费水费，她每次记在墙上的小本子上，月底一分不少地跟我算。买米买油也是轮流来，谁先没了谁补上。
可有些账，没人算得清。
她每天早上会多蒸三个馒头，其中两个装进我的饭盒。
我下工晚，她会把锅里的饭扣上盖子，等我回来再热一遍。
她腿疼的时候，从来不说。我有一次半夜起床喝水，看见她坐在院门口揉膝盖。第二天我下工时，买了一盒膏药放在她桌上。
她问：“谁让你买的？”
“药店送的。”
“药店送你一盒膏药？”
“买别的搭的。”
她没揭穿我，只把膏药收进抽屉。
过了几天，我发现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了一双厚袜子。
我问她：“你放的？”
她说：“路边捡的。”
我说：“袜子也能捡？”
她低头择菜：“能不能捡，你穿了不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没有承诺，没有表白，连拥抱都没有过一次。
但她知道我睡觉怕冷，知道我不吃香菜，知道我每个月十五号会给前妻打钱。
我也知道她每年清明都会一个人去后山坐半天，知道她不喜欢别人问她丈夫怎么没的，知道她夜里听见雷声会睡不着。
她丈夫去世的那年，她才三十出头。
有人劝她再找一个，她拒绝了。不是因为还放不下，而是那场事故之后，所有人都告诉她，女人一个人过也能活，别再找个男人拖累自己。
这话她记了很多年。
我也有自己的旧伤。
我和前妻离婚时，什么都没争。她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只给我留了一张旧桌子和一只缺口的搪瓷缸。
她临走前说：“你这种人，跟谁过都一样，心里只有活和钱。”
我当时没反驳。
后来很多年，我都觉得她说得对。
我只会干活，只会挣钱，只会把钱存起来。有人对我好，我就想办法还回去。可一旦那个人靠近一点，我就往后退。
我怕还不起。
更怕有一天还不起了，对方就会走。
所以梁秀兰跟我搭伙的第一天，我就把两间屋的门都重新装了插销。
她看见后，什么也没说。
三年里，她一直有自己的房间。
我也一直守着那道门。
工程进入最后一个月后，梁秀兰开始打听工作。
她不止一次问我：“下一处工地联系好了吗？”
我说：“还没有。”
“那你准备怎么办？”
“总有活干。”
“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我听说附近有个食堂缺人，你也可以去问问维修活。”
我说：“你先找自己的。”
她站在水池边，手里洗着一把青菜：“咱们不是一起的吗？”
我当时正在修水龙头，手里的扳手顿了一下。
她以为我没听清，又问：“我说，咱们不是一起的吗？”
我低着头：“只是暂时搭伙。”
她没有说话。
水龙头滴答滴答地漏水，像有人在屋里数钱。
过了一会儿，她把洗好的菜端进厨房，背对着我说：“知道了。”
那天晚上，她炒菜放多了盐。
我吃了一口，说：“咸了。”
她说：“盐不要钱。”
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夹了两筷子菜，没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饭盒里没有鸡蛋。
第三天，也没有。
我想问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有什么资格问？
我们本来就是搭伙。搭伙结束了，各走各的路，不是很正常吗？
可到了第五天，我下工回来，发现她把院子里的晾衣绳拆了。那根绳子是我用旧电线和铁丝接的，结实得很，三年没换过。
“你拆它干什么？”我问。
“带走。”
“带走有什么用？”
“我的东西，我不能带走？”
她把绳子绕成一圈，塞进编织袋。
我看着她：“你准备去哪儿？”
“还没定。”
“那就先别收。”
“我不收，等你明天走了，谁给我收？”
我心口一堵：“我什么时候说我明天走？”
她抬头看我：“你不是已经买票了吗？”
我没有再说话。
她又低下头，继续叠衣服。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抽屉，把那张车票拿出来。
票根上的时间清清楚楚。
早上六点四十。
我原本打算悄悄离开。
不是不想带她走，而是不敢问她愿不愿意。
我准备回去找我父亲留下的那间老屋。父亲去世后，房子一直空着，屋顶漏水，院墙也塌了一半。我想回去修一修，找点零活，过几年清静日子。
那地方没有工地，没有食堂，也没有她熟悉的生活。
我不知道她跟过去会不会后悔。
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她一个像样的家。
她要是拒绝，我会很难堪。
她要是答应，我又怕自己养不起她。
所以我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不问，自己走。
我曾经被人丢下过。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学会了先把别人丢下。
搬东西那天，梁秀兰把锅碗分成两堆。
我的那堆很少，只有一个旧锅、一只电水壶、两双筷子。
她的那堆更多，锅铲、菜刀、调味瓶，还有那口用了三年的铁锅。
我说：“铁锅给我吧。”
她摇头：“你不会做饭。”
“我可以学。”
“你连葱姜都分不清。”
“那我更得学。”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铁锅放到我那边。
“锅给你，里面的油盐也给你。”
“你不要？”
“我重新买。”
我想说一起买，最后没说。
下午四点，房东来收钥匙。
梁秀兰把屋里屋外又扫了一遍，把墙上的挂历撕下来，折好，装进木箱。
那只木箱是她丈夫留下的。
三年前她搬进来时，我第一次帮她提过。那时我问里面装的什么，她说是旧东西。
这三年里，她从没打开过。
临走前，她把箱子拖到院子里，坐在上面发呆。
我问：“很重？”
“不是。”
“那你怎么不搬？”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搬。”
我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
我说：“你不是有工作吗？”
“那是明天的事。”
“你总得找个地方。”
“我会找。”
“找不到呢？”
她看着我：“你不是要走吗？我找不到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被她问得说不出话。
她站起来，拍拍木箱上的灰：“你放心，我不会赖着你。”
“我没说你赖。”
“你心里这么想。”
“我没有。”
“你有。”
她抱起旁边的被子，转身进屋。
这是三年来，她第一次把话说重。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手掌慢慢攥成拳头。
我很想追进去解释。
可解释什么？
说我不是嫌弃她？
说我只是怕她跟着我受苦？
这些话听上去像借口。
天黑后，我们谁也没做饭。
院子里只剩下风吹树枝的声音。
我从柜子里拿出两桶泡面，烧了热水，端一桶放到她门口。
“吃点。”
门里没有回应。
我把泡面放在地上，回了自己的屋。
半个小时后，门外传来脚步声。
她端着那桶泡面走进来，放在我的桌上。
“我不吃。”
“为什么？”
“我不想吃你施舍的。”
我看着她：“一桶泡面也算施舍？”
“你明天不是要走了吗？今晚对我好一点，心里就舒服了，是不是？”
“你别胡说。”
“那你把话说明白。”
她站在门口，眼睛里压着一层水光：“周建国，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低下头。
她等了很久，见我不回答，声音开始发抖。
“工友？租客？做饭的？还是一个你觉得随时能丢下、但不能反过来麻烦你的人？”
“不是。”
“那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这句话说出口，她脸上的最后一点力气也像被抽走了。
她点点头：“你不知道。”
她把泡面端回门口，转身要走。
我突然站起来：“秀兰。”
她停住。
“你别去城里做保洁了。”
“为什么？”
“那活太累。”
“那我做什么？”
“跟我回去。”
她的背影僵住了。
我继续说：“我家那边还有一间老屋，虽然破，但能住人。我修屋顶，你找个食堂或者小卖部的活。以后……以后咱们一起过。”
她没有回头。
“你不是说只是搭伙吗？”
“我改主意了。”
“你想改就改，想走就走。那我算什么？”
“你是……”
我卡住了。
那三个字就在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来。
她转过身：“你看，你连称呼都不敢给我。”
我说：“我不是不敢。”
“那你说。”
屋里很安静。
我看着她被灯光照亮的脸，忽然想起她这三年里给我缝过的衣服、留过的饭、替我交过的药费，还想起她每次在院门口等我回来时，都会把手在围裙上擦两下。
我说：“你是我想带走的人。”
她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可她没有走近，只问：“你想带走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回去太冷清？”
我沉默了。
她擦了擦脸：“周建国，你要是只是怕冷清，就别叫我。一个人过虽然苦，至少不用猜别人什么时候不要我。”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跟你一起。”
“想跟我一起，就应该问我，不是买了车票准备偷偷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她说得对。
我一直觉得不问是替她考虑，其实只是替自己躲避。
她把泡面放在桌上，声音很轻：“你把车票给我看看。”
我把票递过去。
她接过来，盯着看了许久。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车票，放在桌面上。
是去城里的车，早上八点十五。
“我也买了。”她说。
我抬头看她。
“我本来想明天送你走，再坐自己的车。”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
“因为你没邀请我。”
“我刚才不是邀请了吗？”
“那是你知道我买了票以后才说的。”
她把我的车票拿起来，和自己的并排放着。
两个不同方向。
只隔着不到半米，却像隔着三年没有说出口的话。
她问：“你现在还要回去吗？”
我说：“要。”
她点点头：“那你走吧。”
“你呢？”
“我去城里。”
“你真不跟我走？”
“你不是怕我受苦吗？”
“我……”
“周建国，想让我跟你走，就别只说一句‘我想’。你得把以后怎么过告诉我。房子漏不漏雨，活在哪里找，钱够不够用，生病了谁照顾谁，这些都得说清楚。”
我看着她，第一次觉得她不是在为难我。
她是在等我认真做一个选择。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凭着一时心软，过一天算一天。
我坐下来，把那张车票摊平。
“我老家那间屋，屋顶要重新铺瓦，大概得花两千块。院墙有一面塌了，自己能修。镇上有个修理铺缺人，我以前干过两年，老板认识我，应该能去试试。你要是愿意，可以去镇上的食堂问问。工资不会很高，但管一顿饭。”
她没有打断我。
我接着说：“我手里还有一万三千多块，修屋顶用两千，剩下的钱不能乱花。你要是跟我回去，前半年可能得紧一点。”
“还有呢？”
“冬天屋里冷，我会先把炕修好。”
“还有呢？”
“院子里那口井不能用了，得去挑水。你膝盖不好，重东西我来搬。”
她看着我，嘴唇轻轻抿着。
我说：“我不能保证让你过好日子，但我能保证，家里的事不让你一个人扛。”
她终于问：“你女儿呢？”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跟她妈妈生活，很多年没见了。”
“你还找她吗？”
“找。”
“以后她要是来找你呢？”
“那就接她回家。”
“那我呢？”
我看着她：“你也是这个家的人。”
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但这一次，她没有躲。
她走到桌边，伸手拿起两张车票。她把自己的那张慢慢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放进旁边的垃圾桶。
我看着她的动作，胸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你不后悔？”我问。
“后悔什么？”
“跟我回去。”
“我还没答应。”
我愣了一下。
她把我的车票拍在桌上：“明天早上你先去退票。”
“退了以后呢？”
“然后重新买两张。”
“去哪儿？”
“去你说的那个地方。”
我一时没说话。
她看了我一眼：“怎么，不敢了？”
“不是。”
“那就别磨蹭。”
“可你刚才说还没答应。”
“我跟你回去，是去看看，不是把自己卖给你。”
她顿了顿，语气认真起来：“我们搭伙三年，账算得清楚。回去以后，房子、钱、工作，都要写明白。你不能因为今天说了几句软话，以后又拿‘我怕连累你’把我推开。”
我点头：“好。”
“你也不能遇到一点事就自己决定离开。”
“好。”
“更不能瞒着我买票。”
“好。”
她看着我：“你只会说好？”
我说：“那我现在就写下来。”
我找出一张废旧的水电施工单，把她说的三件事一条条写上去。
一，不瞒着对方做离开的决定。
二，家里的大事一起商量。
三，谁生病谁照顾，谁没钱谁先说，不许硬撑。
写完后，我把纸递给她。
她接过去，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蓝色圆珠笔，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问：“这算什么？”
她说：“搭伙的新规矩。”
“那我签不签？”
“你不签，我明天自己走。”
我拿过笔，在她名字旁边写下周建国三个字。
写完后，我忽然有些想笑。
三年里，我们没红过脸，却在工程结束的前一夜，像两个刚认识的人一样，把共同生活的规矩写在一张废纸上。
可我知道，这张纸比任何承诺都实在。
第二天清早，我去退了那张六点四十的车票。
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问我：“退一张？”
我说：“两张，重新买。”
梁秀兰站在我身后，手里提着那个旧木箱。
她的衣袖被风吹得贴在胳膊上。
我回头看她：“真走？”
她说：“不走还等你反悔？”
我们重新买了两张票。
车是下午三点的，去我老家方向。
中午回到小院时，搬家公司已经把东西装上了三轮车。我的工具箱、她的锅碗、两床被子，还有那口旧铁锅，全挤在车斗里。
我去厨房拿最后一个饭盒。
那是她三年前送我的。
饭盒边缘已经磕出了一个凹口，盖子也不太严，走路快一点，汤就会漏出来。
梁秀兰看见我拿它，问：“这个还要？”
“要。”
“都坏了。”
“修修还能用。”
她伸手把饭盒接过去，放进自己的包袱里：“我给你换一个。”
“别换。”
“为什么？”
“这是你给我的第一个东西。”
她的手顿了一下。
我说：“当年我胃疼，你用它给我装过面。”
她垂下眼睛，轻轻“嗯”了一声。
出门时，房东过来收最后一把钥匙。
梁秀兰把钥匙递过去，手指在钥匙圈上停了一下。
这座院子里有她三年的生活痕迹。
墙上还有她炒菜时留下的油烟印，窗台上摆过她养的一盆葱，院门边那根晾衣绳被我拆下来，卷成一团放在车上。
她看了很久，才把钥匙交出去。
我站在她身边，没有催。
她转过头问我：“走吧？”
“走。”
我们坐上三轮车。
车子刚驶出那条土路，梁秀兰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衣袖。
我转过头：“怎么了？”
她没有马上说话。
风吹得她眼睛发红。她的手指攥得很紧，指节都白了。
“周建国，”她问，“你就这么丢下我吗？”
我整个人僵住了。
司机在前面骑车，没听见她的话。路旁的树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车斗里的锅碗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看着她：“我不是没丢下吗？”
“你昨晚明明准备一个人走。”
“我后来退票了。”
“那是因为我问你。”
她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却没有松开我的衣袖。
“要是我没发现呢？要是我没问呢？你是不是就走了？走了以后发条短信，说一句‘你保重’，然后这三年就算完了？”
我说不出话。
她把我的衣袖攥得更紧：“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回事？”
我轻声说：“有。”
“有你还这样？”
“我怕你不愿意跟我走。”
“你可以问我。”
“我怕你说不愿意。”
“那你就先替我决定？”
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周建国，我不是一件行李。你觉得我该留下，我就留下；你觉得我会受苦，你就把我丢在半路。你凭什么替我选？”
车子颠了一下，她身体往旁边歪。我伸手扶住她的肩膀。
她立刻躲开了。
我收回手，掌心空空的。
“对不起。”我说。
她咬着嘴唇：“我不要对不起。”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以后有事先跟我说。”
“好。”
“我要你别把我当成临时搭伙的人。”
“好。”
“我要是跟你回去，你不能只在今天说我是家里人，明天又觉得我没名没分，想走就走。”
我看着她：“那你愿意给我一个名分吗？”
她愣了一下，眼泪停在睫毛上。
我第一次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我不会说好听的。”我继续说，“我没有钱，也没有像样的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可我想和你过下去。不是三个月，不是这项工程结束前，是以后。”
她的嘴唇微微发颤。
“你这是在求我？”
“是。”
“你早干什么去了？”
“早些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现在知道了？”
“现在更怕你走。”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她没有再骂我，只是拽着我的衣袖，把额头轻轻抵在我肩膀上。
过了一会儿，她闷声说：“我也怕。”
“怕什么？”
“怕我跟你说了，你不要我。”
我心里一酸。
她抬起头，盯着我：“我不是今天才想跟你走。去年冬天你发烧，我守着你那一夜，就想过了。你要是愿意，我就跟你回去。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求你。”
“那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你总说我们只是搭伙。”
我低下头：“是我不好。”
“你不好就记住。”
“记住了。”
她松开我的衣袖，却没有把手收回去。
我试着握住她的手。
她的掌心全是茧子，手背被冷风吹得干裂。我把她的手拢在自己掌心里。
她没有挣开。
车子一路颠簸，夕阳从远处的楼缝里照过来，落在她半边脸上。
她忽然问：“到了以后，咱们睡哪间屋？”
“东屋给你。”
“西屋呢？”
“我睡西屋。”
她看了我一眼：“还分屋？”
“屋顶修好以前，先分着。”
“屋顶修好以后呢？”
我握紧她的手：“你想睡哪间？”
她把脸别过去：“我还没想好。”
“那就慢慢想。”
“你别又等着我开口。”
“这回我问你。”
“问什么？”
“你愿不愿意跟我睡一间屋？”
她的耳朵慢慢红了。
她没有回答，只把我的衣袖重新拽住了一点。
那是她给我的答案。
我家那间老屋比我记忆里还破。
门框歪了，窗户上的玻璃缺了两块，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屋顶有一大片瓦片滑落，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滴，墙角全是潮印。
梁秀兰站在院门口看了一圈，问：“这就是你说的能住人？”
我说：“收拾一下就行。”
“你以前是不是也这么骗自己？”
“什么？”
“什么都说收拾一下就行。其实问题大得很，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我没想到她一回来就开始挑毛病。
可她说完，已经卷起袖子，拿起墙边的扫帚。
“先扫院子。”
我接过扫帚：“你歇着，我来。”
“你扫得不干净。”
“我干活比你有劲。”
“那你扫。”
她把扫帚递给我，自己去屋里查看窗户。
我站在院子里扫了半天，发现她说得没错。荒草里全是碎砖和枯枝，我光顾着使劲，没注意脚下，扫得满院子都是土。
她出来看了一眼，没说话，拿过另一把扫帚，跟我并排扫。
我们谁也没再提“搭伙”两个字。
可那两个字像一块旧木板，始终横在我们中间。
屋顶修了四天。
我找来两个熟悉瓦工的师傅，花了一千八百块换了瓦片，又自己把漏水的地方重新抹了灰。梁秀兰每天去附近的食堂问活，晚上回来给工人做饭。
第五天，她找到了工作。
是镇上一家小饭馆，早上五点半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一个月三千二百块，包一顿午饭。
我听完就说：“太累了。”
她正在择豆角，头也没抬：“那你给我找个不累的。”
“我去修理铺问问，那里缺收银员。”
“我不会算账。”
“我教你。”
“我不去。”
“为什么？”
她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盆里：“我能干什么活，我自己知道。你别一回来就替我安排。”
我怔了一下。
她说：“你看，又来了。”
“我只是觉得饭馆太累。”
“累不累我自己承担。你可以关心我，不能替我决定。”
我点点头：“那你去。”
她抬眼看我：“你真同意？”
“同意。”
“心里不高兴？”
“有一点。”
“为什么？”
“我想让你轻松些。”
她看了我几秒，声音缓下来：“周建国，我跟你回去，不是为了让你养我。我只是想跟你一起过。你挣你的，我挣我的，谁也不欠谁。”
我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教我。”
她的手停了一下，低头笑了。
那天晚上，她把饭馆的工作接了下来。
我也去了修理铺。老板只给我两千八的底薪，另外按修车数量提成。我不嫌少，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我们的日子从工地换到了小镇。
她早上五点起床，蒸馒头的习惯没改。我六点半出门，她就把饭盒塞给我。
我提醒她：“你自己也得吃。”
她说：“我吃过了。”
后来我发现，她每天只喝一碗稀饭，鸡蛋全给我留着。
我把鸡蛋掰成两半，塞一半回她碗里。
她皱眉：“我不爱吃。”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也得吃。”
她瞪我：“你管得真宽。”
“我管自己的媳妇，宽什么？”
话一出口，厨房里突然安静了。
她手里的筷子停在碗边。
我也愣住了。
我原本只是顺嘴说出来，没想到那两个字一落地，心口竟然像被一块石头压住，又像终于放下了一块石头。
梁秀兰低声说：“谁是你媳妇？”
“你不愿意？”
她没有回答，端着碗转身去了灶台边。
我跟过去：“你要是不愿意，我以后不说了。”
她背对着我，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没说不愿意。”
“那你为什么不看我？”
“锅里开了。”
“锅里是空的。”
她拿起锅铲，在锅底敲了一下：“那也开了。”
我忍不住笑。
她回头瞪我，眼睛却红红的。
“你别以为叫一声媳妇，我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我知道。”
“屋顶的钱，咱俩一人一半。”
“好。”
“以后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是记账。”
“好。”
“我不舒服的时候，你得请假陪我。”
“好。”
“你女儿要是找回来，我不会跟她争你。”
我看着她：“她是我女儿，你是我媳妇，没什么好争的。”
这回她真的哭了。
她把锅铲放下，用围裙擦眼睛：“你这人，怎么现在才会说话？”
我站在她身边，没敢贸然伸手。
她却主动靠过来，把额头贴在我胸口。
隔着一件旧毛衣，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我抬起胳膊，轻轻抱住她。
她没有推开。
窗外天还没亮，街上的店铺都关着门。小厨房里只有煤气灶的火苗在响，锅里熬着一锅粥，慢慢冒出白气。
她在我怀里说：“周建国，你以后不能再偷偷买票了。”
“不会了。”
“就算你要走，也得问我。”
“好。”
“我不一定跟你走，但你得让我自己选。”
“好。”
她仰头看我：“你记住，跟一个人过日子，不是把她装进你的计划里。”
我点头。
“是要让她知道你的计划，然后问她愿不愿意一起。”
“我记住了。”
她伸手捏了捏我的衣袖：“还有。”
“什么？”
“这件衣服太旧了，袖口都磨破了。”
“还能穿。”
“今天下班跟我去买新的。”
“太贵。”
“我买给你。”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不能总让你花钱。”
她抿嘴看我：“那你给我买菜，我给你买衣服。谁也不欠谁。”
我笑了：“行。”
她也笑了。
我们没有办婚礼。
镇上的人问起时，她就说：“搭伙过日子。”
我会在旁边补一句：“不是搭伙，是一起过。”
她听见后，嘴上骂我多事，回家却会多炒一个菜。
半年后，我们把老屋的院墙补好了。
院子里原本有一棵快死的石榴树。梁秀兰每天给它浇水，起初我觉得没用，后来春天一到，树枝上竟然冒出了几片嫩叶。
她看见后，站在树下笑了很久。
“你看，它活过来了。”
我说：“本来就没死。”
她转过身：“人也一样。”
“什么？”
“只要有人肯浇水，就不会那么容易死。”
我知道她说的不只是树。
那年秋天，我女儿通过一个旧号码联系上我。
她已经工作了，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她第一次打电话时，只问了我一句：“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梁秀兰正在厨房剁肉，听见我沉默，关掉了抽油烟机。
我说：“还行。你呢？”
女儿说：“我也还行。”
她没有立刻来见我。
我也没有逼她。
我只是每个月给她发一条消息，问她吃饭没有，工作累不累。她有时回，有时不回。
梁秀兰从来不催，也不打听。
有一天晚上，我放下手机，叹了口气。
她把热汤推到我面前：“慢慢来。”
“我是不是亏欠她太多？”
“是。”
我愣住了。
她继续说：“亏欠就一点点还，不要因为亏欠，就连现在的日子也不要了。”
我低头喝汤，眼眶发热。
她说：“你女儿需要一个父亲，我也需要一个丈夫。你不能因为过去做得不够好，就把以后也交出去。”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对她说：“秀兰，谢谢你没让我一个人过。”
她说：“你别谢我。”
“为什么？”
“是你最后问了我一句，愿不愿意一起走。”
我想起工地那天，她抓住我的衣袖，问我是不是要把她丢下。
如果那时我没有停下来，如果我继续装作不知道她的心意，也许我们就真的会变成两张分开买的车票。
她没有逼我跟她走。
她只是逼我面对自己的懦弱。
后来，我们偶尔还会去工地附近买东西。
每次经过那片已经竣工的楼，我都会想起最后一天的风，想起她站在车上，抓着我的衣袖，眼泪不停地掉。
她后来问过我：“那天你为什么真的停下来了？”
我说：“因为你抓得太紧。”
她立刻松开手：“那我以后不抓了。”
我赶紧握住她：“不行。”
“为什么？”
“你不抓，我怕自己又糊涂。”
她看着我：“那你就别走。”
“我不走。”
“说话算数？”
“算数。”
“要是再偷偷买票呢？”
“你就把我衣袖扯下来。”
她笑得弯下腰：“谁有那么大力气？”
我说：“你有。”
她抬起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打了一下。
风从已经封顶的楼房之间吹过来，没了三年前那种空旷的回声。有人在阳台上晾衣服，有孩子在楼下追着跑，街边小店里飘出炒菜的香味。
一座房子盖完了，工人会散，各自去往不同的地方。
可我和梁秀兰没有散。
我们从一间漏风的小院，走到一间修好的老屋；从两张各自买的车票，走到同一张饭桌前；从一句“只是搭伙”，走到别人问起时，我能坦坦荡荡地说，她是我媳妇。
有时候我下班晚，她还会站在院门口等我。
她不再穿工地上那件磨白的外套，换成了浅灰色的棉衣。头发也剪短了，耳边别着一枚很便宜的发卡。
我推着自行车进门，她就接过我的工具包。
“饭热着呢。”
“今天有啥？”
“炖豆腐，炒鸡蛋。”
“又是这两样？”
“你不爱吃？”
“爱吃。”
她转身往屋里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快走两步，从后面握住她的手。
她回头：“干什么？”
“怕你走丢。”
“院子就这么大，我能走哪儿去？”
“哪儿都不许去。”
她嘴上嫌我烦，手指却反过来扣住了我的。
那双手还是粗糙，掌心里全是茧子。可我握住的时候，心里再也没有当年那种怕还不起、怕留不住的慌乱。
我知道日子不会永远顺利。
她的膝盖会疼，我的腰也会弯；女儿愿不愿意常回来，还要慢慢相处；修车铺的生意有好有坏，房顶也可能再次漏雨。
可这些都不再是一个人扛着的事。
因为工期结束那天，她握住了我的衣袖。
她问我：“你就这么丢下我吗？”
我没有再松开她。
我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然后告诉她：
“不会了。”
“这次，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
“不是因为你离不开我，是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你。”
那天晚上，梁秀兰把两个饭盒洗干净，倒扣在灶台旁边。
我关上院门，屋里的灯亮着，热气从厨房门缝里慢慢漫出来。
她站在门口等我，手里还拿着那条已经洗得发软的旧毛巾。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衣袖。
她抬眼看我：“又怎么了？”
我说：“没事。”
“没事你抓我干什么？”
“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我看着她笑：“确认你还在。”
她也笑了：“我不在这儿，还能去哪儿？”
我没回答，只牵着她进屋。
外面风很大，吹得院墙边的石榴树沙沙作响。
屋里却暖和。
桌上摆着两只碗，两双筷子，还有一锅刚盛出来的热汤。
我们坐下来，面对面吃饭。
这一次，谁也没有提工期结束，也没有提车票，更没有提分别。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旦抓住了，就不能再轻易松手。
有些日子一旦决定一起过，就不能只把它当成临时搭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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