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南昌外事办公室里，水静递交赴美申请已经过去两个月，材料仍在审核之中。她没有找熟人，也没有向李先念开口，只是按照规定一项项准备，希望赶上女儿在美国参加的一场重要研讨会。
这件事后来传到北京，李先念听完秘书汇报，沉默了片刻。他清楚，水静并不是普通申请人，她曾是江西领导干部杨尚奎的夫人，又与不少中央领导家庭有深厚交往。可正因为如此，她更不愿意让人说自己借关系办事。
李先念的妻子林佳楣很快给水静打去电话，询问她为何要去美国。水静这才说出实情：杨尚奎去世后，她一直住在两人曾经生活的院子里，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容易勾起往事。女儿来信相邀，她既想看看孩子，也想换个环境散散心。
听到这里，李先念作出了安排。他对秘书说：“查查领事是谁，再问问进展到哪一步了。”这句话并不是要绕开审批程序，而是希望了解申请为何迟迟没有结果，别让一位年长的老同志因为信息不畅耽误行程。
当时，深圳市长正准备率代表团访问美国。李先念随即想到，可以让水静随团出行。这样既有正式的访问安排，也有人照应她，相关手续还能够按照代表团出访的程序加快办理。这个处理办法，既顾及制度，也顾及实际困难。
水静与李先念夫妇的交往，并非始于这次出国。早年间，她因工作关系多次接触毛泽东。她后来回忆，自己每次见到毛泽东都难免紧张，担心对方谈到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自己答不上来。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似乎看出了她的拘谨，谈话时往往从生活琐事说起。他曾围绕“水静”这个名字谈到其中的含义，还把她与林佳楣、余叔之间的关系，笑称为“三姐妹”。话题并不严肃，却让谈话气氛轻松了许多。
在水静眼中，毛泽东不只是天安门城楼上那位受到群众拥护的领袖，也是穿补丁衣服、穿布鞋、喜欢聊天的普通人。她接触到的，是一个有性情、有幽默感，也有个人情感的毛泽东。这种生活化的细节，并没有削弱其历史形象，反而让她感到那份信任更真实。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贺子珍见面，水静曾参与协助有关安排。由于事情特殊，能够被托付这类工作，本身就说明她与中央领导家庭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信任。她没有把这些经历当作炫耀资本，多年后谈起时，仍然只是平静叙述。
她与周恩来的接触，则更多发生在工作场合。1959年3月，杨尚奎出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水静随丈夫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后来又多次陪同杨尚奎汇报工作。她注意到，周恩来与地方干部谈话时很少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耐心听取情况。
1960年春夏之交，粮食供应压力很大。杨尚奎和水静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住处商谈，希望江西再增加粮食支援中央。周恩来没有简单下命令，而是说明困难，反复与地方沟通。杨尚奎听后表示：“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支持中央。”
水静在一旁负责记录。她后来认为，周恩来逐个省份商量，虽然耗费时间，却能让地方干部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对当时的中央决策而言，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十分重要，也体现了特殊时期的工作方法。
1986年7月7日，杨尚奎在南昌病逝，终年82岁。丈夫离开后，水静的生活骤然安静下来。林佳楣经常关心她，老人这才慢慢恢复日常。到了1988年，女儿的邀请和赴美安排，成为她重新走出旧日生活的一次机会。
随深圳代表团抵达美国后，水静一边参加必要的访问活动，一边与女儿团聚。女儿的陪伴让她宽慰不少。回国后，她把拍摄的照片拿给老朋友看，讲起女儿的学习和演讲，语气也比出发前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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